昨天《华商晨报》报道，为治好11个月大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吉林农民刘福成在花光了6万多元钱后，无奈下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据说富豪已回话“我们肯定会捐钱”。

　　生命诚宝贵，刘福成亟待同情、理解、资助、关爱，富豪们应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似乎没任何异议。问题在于：直接写信向富豪求助的做法，是否会产生某些负面的社会影响？献爱心、捐助等等，作为当事人双方，都存在着特定的心理机制、行为机制和相互关系。说得大一点儿，捐助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亦即“慈善文化”。

　　从求助方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仅仅将自己的遭遇通过媒体、慈善机构或别的方式告之天下，然后静待人们主动、自愿的捐助；另一种是，像刘福成这样直接有目标地求助。说得不好听一些，直接求助和“索要”没有本质区别。

　　从捐助方看，同样也会处在两种不同的心理环境之中：一种是，即使刘福成或别的弱者没登门求助，富豪们在得到有关信息后主动慷慨解囊。如此，富豪们应该是愉快、自豪的，众人对其道德评价一定是充分的。另一种是，钱富豪们最终捐是捐了，但心情未必愉快，因为主动捐资和被索要，将富豪们摆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之中。如果富豪们钱还没出手，刘福成向哪些富豪写了信的消息即已公布于天下，这多少有些“木已成舟”或逼其“就范”的意思。

　　很多人都有在大街上、火车站广场遇到乞讨者的经历，对不同的求助方式，人们肯定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对那些仅仅告知自己遭遇而静待捐助的穷人，也许会更主动，因为不仅同情心得到了真正的释放，道德满足感也会更加强烈；而对某些主动索要、不停纠缠乃至抱着大腿耍赖的乞讨者，同情心也许顿时全无。即使为了尽快脱身而不得不无奈地掏钱，道德满足感也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我们目前的慈善管理能力和慈善运行机制确实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否则刘福成不必在万不得已之下采取这种求助方式。在国人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某些并不先进的与慈善有关的文化心理，例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所形成的大众意识，至今仍时有显现；富人在慈善方面一旦表现不积极，往往被看成是小气、吝啬乃至大逆不道，至于如何充分尊重包括富豪在内的所有人道德选择、行为选择的自由，却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研究。这种不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乃至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多有表现，例如，以行政命令方式摊派捐献，甚至在员工工资中直接扣除……

　　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先进的慈善文化？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认为：无条件尊重所有人道德选择自由和行为自由，是先进的慈善文化应有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无条件”，亦即说无论富人有多富，无论穷人有多穷，无论亟待救命的求助者有多紧急，都不能成为干涉、强迫捐助人自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