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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陈瑜在受聘仪式上。
1月18日，变性美女陈瑜被文萃报《城市周刊》聘用，终于圆了她的记者梦。
然而，有谁知道，在这遽然而至的喜悦背后，作为变性人，她曾经走过的求职之路是多么的坎坷!
刚做完第一期变性手术的李振也曾为找一份工作遭遇过异于常人的艰难。
记者日前走近陈瑜和李振，一同去感受“变性人”这个特殊群体辛酸而鲜为人知的求职经历。
陈瑜：找工作不敢写性别
感谢社会的宽容和关爱，幸运的陈瑜走上了记者岗位。但曾经为找工作四处碰壁的窘况仍是她心底的痛。
陈瑜说：“找工作时性别这一栏我从来不填。当时在上海做完第一期手术，男女身份证我都有，去找工作都带在身上，用人单位负责人觉得我是什么性别，我就拿相应的身份证填写。”
尽管有“双重”身份证，也无法帮助她找到理想工作。“每次应聘他们都要仔细看我的身份证，然后毫不客气地表示我的形象会影响公司形象，就不再谈其他的了。”
由于生理性别跟心理、社会性别不一致，陈瑜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最终只能在家做自由撰稿人。“这根本就是一种歧视！”陈瑜说，“他们不去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就因外貌情况将我完全否定。”
现在虽已解决了工作问题，但陈瑜依然表示：“我是幸运的，但要想全社会消除对我们这些变性人的误解和歧视，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求职之路肯定还会很难。”
李振：社会歧视压得我喘不过气
今年28岁的李振出生在株洲茶陵农村，从小就非常男性化。1995年从农大兽医专业毕业后，李振四处找工作，此时她也开始服用雄性激素，渴望变成男性。由于外表气质像男性，性别却是女性，李振拿自己的资料找工作屡屡受挫，原因是其“不男不女”的性别。
李振说：“我去企业面试后，相关负责人对我印象都不错，可一看我身份证上的性别‘女’，就毫不犹豫地拒绝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广州。”当时，一个亲戚介绍李振在一家工厂工作，进厂后，李振被安排在女生寝室。女室友见李振的外貌跟男人完全一样，无法接受她是女性的事实，全都搬了出来，并到厂领导那儿告状说，如果李振在工厂做事，她们就都辞职。厂领导只好请李振走人。
此后，长得蛮像弟弟的李振开始用弟弟的身份证找工作。假扮男人后，李振找工作都很顺利。“我的工作能力没有任何问题。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我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但瞒得很辛苦，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一不留神被人发现，把我当作一个怪物。”为了保住饭碗，李振跟同事相处时，神经总处在紧张状态。比如不敢去公共浴室洗澡，不敢去游泳。最大的痛苦就是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不能深交朋友，担心来往过密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总拿别人的资料去找工作也不是办法，”李振说，“各种表格都是拿别人的资料填写的，以后我的人身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怎么办理？我需要被社会接受的真实身份，我希望完成所有的变性手术后，完全以男性身份走入社会，社会能给我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专家：应给变性人平等机会
市内某大型企业人力资源总监叶先生说：“我认为每位变性人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伤痛，人生经历比常人要坎坷，心理承受的能力也相对更强。他们不像正常人那样，可以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的真实情况，只能通过工作成绩来说话。用人单位应该提供给变性人公平的就业机会。”
一位从事服务业的企业老总认为，如果变性人有胜任职务的能力，就该考虑接受他们。但这种接受是建立在他们的工作能力之上的，而不是一味以同情可怜变性人的态度去接受这类特殊人群。
湖南师大的社会学家王教授说，企业用人时，应该更多考虑工作能力和人生态度，而不是性别。现实中有人对变性人怀有歧视眼光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打破了传统观念。我相信经过一定的时间，社会对变性人这种特殊人群会越来越宽容。
研究变性人问题15年的社会学者吴先生称：“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变性手术是对‘男女有别’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这种传统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很难短期改变人们的认识和误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这些情况会有所好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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