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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都在潮流里，但永远都不在人最多的潮流里。”人物
叶永青
1958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3年四川美院毕业之后留校至今。
1987年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展。1989年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展以及第七届全国美展，同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办个展。
1990年在美国西雅图双鹤轩画廊举办个展，其中展出的一幅油画《鸟》被比尔·盖茨收藏。1989年以后开始《大招贴》系列的创作，上个世纪末，他的画风删繁就简，内容大多是弧度和鸟，这种突破为他带来了新的声誉。
记者手记
叶永青，江湖人称叶帅。但见叶永青身着黑色中式马褂，粉蓝的衬里若隐若现，身材高大且相貌堂堂，酷似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难怪，这位先生在去年获得“时尚先生”的提名。
叶永青多年来以做的事情范围广和走的地方多而闻名，每次人一见他，第一句话都是：“你来了？”
接着第二句：“什么时候走？”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之后，叶永青就不仅仅是四川美院的老师、当代艺术家了，还是策展人、建筑设计师、画廊经营者甚至餐厅老板。他在白天都在做一些“职业画家”似乎不会去做的“促进交流”
的工作，画画的主业则放在了深夜，对此，他自嘲为“变节者”，但是“时代变了，现在秘密也能贩卖，譬如接受采访。”
“我每次都在潮流里，但永远都不在人最多的潮流里。”叶帅称自己的心态好比看客，在前面看看之后又会跑到后面去看看。说到“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操守，叶永青联想到的是“竹林七贤”，他说七贤虽然在众人面前是潇洒的面孔，内心坚守与大众的距离，但大众文化的压力一点都不会令人轻松。
在一家著名餐馆里竟然也能邂逅叶永青作品的仿制品，那是他1999年之后新的画风，删繁就简而充满想像力的线条风格完全吻合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而凑近之后才发现看似炭笔涂鸦原来是由极小的笔触构成，令人远观近看皆有所获。
虽然《鸟》系列为他赢得了新的声誉，但叶永青更多的时候都在飞来飞去地扮演“推广者”，而且每次出门绝不带够行李，太太因此抱怨：“我好像嫁了两个人，一个瘦而羞涩，另一个胖而肤浅。”
和四川美院同学格格不入
多年以前，云南被很多人认为是边疆，有很多人被发配到云南，也有一些为了逃避主题绘画的人来到云南，画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因此在“文革”期间有大批怀才不遇的美术人才集聚在昆明。
昆明当时学美术的氛围很浓，我高中时参加的昆明市第一中学美术小组有三四千人，是一个归国华侨在昆明组织的，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有很多同学选择学美术是出于寻找现实出路的考虑，因为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有可能留在城里，否则就要上山下乡。
丁绍光、袁运生等人在昆明开设了各种美术班以及讲座，他们提出的“形式就是美”在当时属于创造性的口号。
我们都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启蒙，很多时候是照着电影广告或者是工农兵画报画。有一年，一位美术老师看了我的画，问：“你多大了？”
我回答说18岁了，他说那你不太有希望了。听他那么说，我虽然绝望，但还是坚持报考了美术学院。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潮流，一个是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另外一种是完全走形式主义这条线，在我的家乡云南集中了一些这样的人。所以，我一进入四川美院就感觉自己骑在了不同的马上，在同学中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罗中立最初要走现代派路线
我和张晓刚在学校有一个绰号“云南两怪”，意思是说我们俩画素描画得很差，但是一用线条来勾速写，或者是有点想像力的东西，我们俩就显得比别人强很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张晓刚、周春芽住在同一个寝室里。周春芽色彩画得最好，我们每天早饭前要一起画一张风景，春芽站在中间，我和晓刚各站一边，看春芽画一笔，我们也画一笔。
四川美院当时的老师不比学生强，有些学生就看不起老师。学生分成几拨，所有认为自己是个人物的都跟何多苓在一起，老实的一帮人跟着程丛林。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身边的这批人已经创作出了《1968年×月×日雪》、《为什么》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看谁是否在潮流里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否保持跟杂志譬如《美术》的关系，被宣传最多的就是成功人士。
罗中立当时住在我们宿舍对面，他的画本来是走现代派路线的。有人嘲笑他说只有画写实画不好的人才会去画现代派。罗中立非常不服气。
有一天，周春芽因为要给人画连环画，收集了一堆图片，其中有一张大滴流汗的黑人小孩的照片，罗中立看了非常喜欢，拿着图片跳起来，说要把这张图画出来，《父亲》的出现跟这张图片有莫大的关系。
栗宪庭后来对我说，1981年第1期的《美术》本来是要发我的《春》作为封面，但因为罗中立的《父亲》出现了，所以用《父亲》代替了《春》。我说你这个选择完全是正确的。
用鹅卵石蘸酱下酒
留校是毕业之后最好的结果，我莫名其妙地被留了校。但我那时一点都不喜欢重庆，四川美院校址那个地方在当年环境恶劣、尘土飞扬，污染很严重。我毕业创作是回到西双版纳去画画，画出来的作品特别美，轻飘飘地仿佛含着莫大的忧伤。
与我一起留校的还有程丛林、罗中立、高小华，这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名气没有大到全国闻名，他们很快地要么去了中央美院、要么去了比利时，那一批中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他们的作品全国人都在模仿，不断有人向四川美院索要他们的作品去参加展览。
我经常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别的老师或者同学的作品发送到全国各地，而我又讨厌当时流行的那些“小、苦、旧”题材，我觉得它们都不真实、矫揉造作。可是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要做这个装订的工作，这能给人带来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感觉特别痛苦、非常孤独。我很羡慕当时在昆明的晓刚他们，他们在“85新潮”之前像嬉皮士那样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糟蹋身体。
我每天起床都仿佛是为了等待黄昏的来临，因为黄昏意味着喝酒的时刻到了。
我要走七八公里的路，与一些搬运工人一起喝2毛钱一两的酒，没钱买菜，就用盐、酱油之类的调一碗调料，用鹅卵石或者钉子蘸一下调料放到嘴里，舔一下味道，喝得烂醉。去的时候还有公车，回来的时候就得跌跌撞撞地经过荒野走回学校。
我周围的人都生活在荣誉中，而我仿佛坠入了失语的境地。那时候的日记，写的都是诸如“现实就是垃圾，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的生活。”一类的话，我几乎每天都改变自己的画风，其实是对国外各种不同流派消化不良的呕吐，画出来的作品全都象是泄私愤。
1984年，晓刚他们准备“新具象”展览，他们那时候画的都是一些很魔鬼很夸张的形象，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他们要运输到上海的箱子都是我帮他们订的，因为我已经在学校锻炼得非常之精于此事了。在四川美院订箱子，我心里没有一丝羡慕，但是给晓刚他们订箱子时，我特别羡慕，因此觉得更加孤独了。
画卖了一万元感觉不真实
1987年，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画卖出去，是卖给了一个日本留学生。他用200元兑换券买了我的一张画，这相当于当时的400元，对于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张晓刚也卖了一张画给他，赚了200元兑换券，晓刚说他终于有钱结婚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艺术市场的重要性。有一段时间，我与方力均都住在栗宪庭家里的沙发上，我和老栗整天谈论市场的问题，方力均一个人在里屋画画，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正在画他那些打哈欠的光头泼皮，只知道他那时每天都看王朔的小说。
1989我去参加现代艺术大展时，画布都卷成一筒筒的，画框也拆下来扎成一捆，我背着它们去坐火车，就好像一个弹棉花的工匠。我手头原本只有200元，幸好临出发前打理行李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带来了80元的稿费，把我高兴坏了。
到了美术馆的第一天，主办方说：“每个人都要交100元的参展费。”大家都感到特别为难。面面相觑。毛旭辉说：“交就交，别丢了我们西南艺术群体的脸。”我才一咬牙交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中央美院的学生宿舍里，还不能让人发现。
每天一到晚上，大家就互相商量：“你有什么朋友在北京？贡献出来，我们去他那儿蹭饭。”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叫宋伟的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购买当代艺术作品的民营企业家。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本来他是一个卖羊肉串的，开快餐车而发家致富，但他有做文化的野心，后来建了长城艺术博物馆。据说，筹办现代艺术大展之前需要拉赞助，是宋伟给了5万元才有了办展览的经费，高名潞拿到钱的时候大喊：“个体户万岁！”
展览开始之后，经常会有一些人说要买画，宋伟一听就急了，他说要收藏最重要的作品，找到栗宪庭给他推荐了10个人的作品，包括我和王广义、张晓刚、毛旭辉、张培力等人。我们10个人每人都给了宋伟一堆画，有的给得多有的给得少，但每个人都得到一万元钱。
他们去找宋伟拿钱的那一天，我恰好有事情，请朋友去帮我拿的，当时只有10元，没有100元票，沉甸甸地抱了回来，大家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感觉特别不真实。
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北京了。当时是北京的一月，我与张晓刚一人背着一包钱，走在路上感觉轻飘飘的。
还记得火车开动之后，一路都是大雪纷扬。我们把钱放在行李架上，过一会儿看一眼，过一会儿看一眼。
我那时其实对钱没概念，拿到钱之后特别高兴的是想，终于可以给女儿买钢琴了。她每次在邻居家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钢琴，但那家的孩子喝令她，说不准碰我家的钢琴！不过，等我把钢琴买给女儿之后，她碰都不碰那个钢琴，每次一坐到钢琴前，就条件反射一般地马上进入睡眠状态。
口述：叶永青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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