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不是人能长干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恶梦，警察不停地追，我们不停地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孟凡报道

　　“20万？”黄新哼了一声，“我1998年的时候，春运挣的是这个的几倍。”

　　黄新曾经是一个资格很老的大票贩子，早已洗手不干几年了，现在开了几家洗脚城，每天开着车去店里照看照看，找朋友喝喝茶、打打牌，倒也自得其乐。

　　“倒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整个人都是紧绷的。”黄新说。他刚开始在北京的两个火车站入行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做，一个人得去买票、然后在乘客中挨来挨去，很小声地问“要票吗”。

　　当时做这一行竞争不算很激烈，黄新一个人拼死拼活一个月后发现，比他之前在老家两年赚得都要多。

　　“我那个时候真是什么苦都吃过啊，被抓、被关、被打……后来学聪明了，知道该打点的要打点，该打回去的要打回去，我回了趟老家，拉来了几个堂兄弟一起干，自己就不用再怎么出去了。”

　　黄新入行比较早，之后的火车站，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并不是你想做票贩子就能做的，当然也有些学生，帮同学买票，半夜过来排一晚上队，回去每张多收一二十块钱的那种我们不算。火车站什么地方？难道倒票赚得多大家能不知道？这种肥肉，怎么可能让你消消停停地吃进嘴里去？”黄新很文雅地喝了一口茶。

　　家族渊源

　　和其他不法交易一样，票贩子也讲家族渊源、地域籍贯，“大部分是老乡，这样大家比较齐心，有的火车站是来自几个省的人，大家平时尽量维持平衡，但如果惹急了，肯定要找个地方打一架，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省的人想独霸这个车站，也会故意挑事。”

　　“我当时不怕警察，我很聪明，手下都有人替我办事，具体的火车票我摸都不会摸一下，他们抓不到我什么证据，但是当时火车站另一派的人确实太狠了，他们和火车站的关系没有我铁，生意没有我做得大，就想拿刀把我赶出去，还砍伤了我的两个兄弟。”

　　对此，黄新的解决办法是，给附近的一位本地“大哥”送了一些“礼物”，并且承诺每年分红，一个星期之后，那一派的人从这个火车站消失了。

　　“所以倒票看似利润很高，但是其实你要送去各方面打点的钱一点不少，不要以为只要纠集几个人就可以开始干。同时，虽然我们很注意拉拢警察和火车站的人，但是难免还是会有人会被抓进去。”

　　为了减少风险，黄新曾经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干脆在一个小旅行社旗下开了一个车票代售点，还和一些旅馆、酒店、旅行社建立了“业务联系”，不在火车站售票大厅拉活，而以这种似乎被镀上了合法外衣的业务为主。“这种业务虽然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比较安全，大家做得也放心。”

　　2002年，黄新捡拾自己的储蓄，发现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我当时想，老子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冒风险的行当，世事难料，万一被抓进去了，这个钱岂不白赚了？何不做点合法生意，享享福？”黄新在北京买了一处满意的复式住宅，开了第一家洗脚城。“我的兄弟们我一点都没亏待，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愿意在北京继续干，我给你们介绍人头，愿意做点小生意，我来出本钱，每个人我都分了不少钱给他们。”

　　个人生活

　　黄新那一代的大票贩子大多已经洗手，剩下天天直接面临风险的，还是杨波这样的小喽罗，杨波和一群兄弟租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套三居平房，每个月租金1200元钱，他和刘吉睡一间。

　　“我也知道这个生意不能总干，钱我都攒着呢，准备明年就回家买个房子，做点小生意。”说起来，杨波有点怨恨自己的父母：“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每年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爸妈还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别耽误了赚钱，只要我每年能给他们寄两三千块钱，他们巴不得我不回去。”

　　有时候杨波也会对团体里面的其他兄弟产生患难之交的感觉，“我们都是一个村的，小六不愿意嫁给个傻子种一辈子地，长得又不好看，只好来做这个，刘吉的爸爸死了，虽然他分的钱没有我们多，但他是个孝顺孩子，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小王是已经有媳妇的人了，他明年也要回家，他娃快上小学了，也该回去了。”

　　“这个活，不是人能长干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恶梦，警察不停地追，我们不停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