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佳薇1月24日,石家庄市联合清欠农民工工资办公室撤离前的最后一天,简陋而狭小的“清欠小屋”里丝毫没有过年的喜庆,小小的屋子里“塞”满焦急,年根底下盼着回家团圆的农民工们纷纷把希望留在了这里,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表情
喜:踏上归途史凤岐
“今年终于可以安心在家里过三十了。 ”1月23日,终于在“清欠小屋”拿到27500元血汗钱的史凤岐高兴地说,他已经两个春节没有这么高兴了,从2003年到2004年,每个春节都是在愁眉苦脸中度过,2006年的春节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心情。来自平山的史凤岐是从2003年3月开始到省会干活的,主要是塑钢门窗制作和安装,老板只支付给他一部分生活费,直到2004年底,史凤岐准备离开时,工钱仍没有拿到手。几番讨要未果之下,无奈的史凤岐只好于2005年底向联合清欠办公室投诉。“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幸运,本来以为和往常一样这个春节又没希望了,没想到从2005年12月27日投诉,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切就解决了。”史凤岐说。
哀:无计可施左三计
与公司对不清账目、工友们在家等着要钱……来自保定望都县的左三计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他和工友们亲手建起来的和平世家已经入住了,但他和剩下的八九个工友却只能在旁边破落的工棚里停留,水、电、暖都不能保证,眼看过年都回不了家了。“拿不到工钱根本不可能回去了,家里都是等着要钱的工友们,我只能在这等着。”左三计无奈地说。可是,虽然联合清欠办的监察人员已经两度介入协调,但对不清的账目仍然是最大的障碍。据参与调查的清欠办副处长宋建军介绍,左三计从2004年4月开始带着400多人在和平世家工地干活,2005年4月1日工程验收后,公司扣下了47.8万元人工费。公司负责人表示,扣下这笔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施工过程中,有一批由左三计管理的钢材无故“失踪”了。“钢材的去向成了对账的难题,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处理起来就十分麻烦。”宋处长说。
盼:10年等待高书科
“我的起诉已经转到邢台中级法院了,我为这笔工程款追了差不多十年了,总算看到一点点希望了。”1月23日,来自邢台宁晋县的高书科感叹,由于错过了向劳动部门投诉的期限,他现在只能依靠法律来解决。高书科告诉记者,10年前他曾经有房有车,1997年承包了宁晋县河渠乡政府的三项工程后,被拖欠了110万多元工程款,一年之间就一无所有了。现在,几乎每年的小年夜,他家里都是来催账的农民工。“他们在我这吃过多少顿饭我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盼望着今年能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春节。”高书科说。
反差
同一蓝天下两样心情
临近年关终于拿到了“团圆”的工钱,已经59岁的肖兰子和20岁的赵秋方却仍显得有些落寞。第一次出来打工,老人和小伙子都不明白要回自己的工钱怎么就这么难。“我年纪大了,找个工作本不容易,要钱还要了一个月,我以后再也不会出来打工了。”肖兰子失望地说。赵秋方则更专注地听着监察人员的告诫———要签订合同,要弄清楚总包和承包的单位,工钱没给完要向工头要有法律效应的欠条。“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出来的时候只是听别人说过欠薪的事,没想到真的这么难。”赵秋方说。与他们不一样,已经有七八年打工经历的王山却对目前的状况表示满意:“今年,清欠办已经为我们好多工友讨到工钱了,让我们有了更多回家团圆的希望。”王山介绍说,为了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他已经有两个春节没有回家了。第一年,他为了讨回工头所欠的2000元工钱,几乎天天往工头家跑,后来工头烦了连家门都不让他进,他怕工头跑了只好守在工头家门口,被冻僵了也不敢离开。“记得有一次,工头家的邻居误以为我是小偷,差点报警把我抓走。”王山苦笑着说。后来工头把钱给了他,可已经是大年三十了。第二年又是如此。“今年我可以回家团圆了,真的有些想不到。”王山高兴地说。一边愁一边喜,同样的欠薪背景,同样都拿到了工钱,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业内人士表示,层包之下没有保障的建筑工人、没有证据便铤而走险暴力讨薪的农民工、屡罚不止的企业……这些问题几乎是年复一年的出现。讨薪、维权年复一年,可是欠薪个例似乎没有明显地减少,一些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就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乎成为监察领域的灰色地带。因此,有多年打工经历的人能明显地感受到劳动监察部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刚打工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作用。
难题
保护伞难护年根下的讨薪者
“我现在还投诉什么呢?眼看就到年根底下了,我投诉也只能等到明年,回家过团圆年几乎是没有希望了。”1月24日,正为自己和工友们一年的血汗钱发愁的小林无奈地说。随着春节的临近,和小林一样,不少农民工和投诉者开始抱怨,劳动部门投诉后60个工作日的等待期让他们觉得有些长。对于年根底下等着和亲人团圆的农民工们来说,多等一天可能就错过了与家人一年一度的团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非要等到年根底下才想到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时,小林叹着气表示,投诉要等待不确定的结果,所以工友们都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自己尝试一下,谁知一折腾就到年根底下了,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投诉。“这两天,清欠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投诉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比任何时候都着急,可是农民工们不明白监察工作不可能按他们的理想完成,毕竟劳动监察没有强制执行措施。如果遇到拒不签订劳动合同、收取押金、欠缴保费、私招滥雇等违法行为,行政手段主要是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用人单位不予理睬,便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能一遍遍地做说服工作。”联合清欠办公室孙金星副处长介绍说,劳动监察毕竟人力、物力都有限,每到年终岁末,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联合清欠办公室时,压力和无力感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据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副队长樊士勇介绍,理论上来说,一个城市监察人员和农民工的比例应该是1:8000,按照这个比例,担负着市级以上用人单位劳动监察工作的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至少应当有60名监察员,可是,目前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的监察员仅有27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顾及追回每一笔被拖欠的工资和处理每一次突发劳动纠纷。“平日里,监察人员几乎就是靠一遍遍地说服来为投诉者解决实际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人力,年根底下不仅投诉增多,而且举报对象也十分难找,要在几天之间处理完这所有的投诉根本就不太可能。”樊队长介绍说,农民工往往为了找到工作委曲求全,他们往往把希望寄托于被侵权后的追讨,超负荷之下维权的保护伞本来就难以再撑大,如果投诉拖到年根底下就更难了。
期待
“绿色通道”让伤心越来越少
从2005年11月22日联合清欠办公室成立到2006年初,这间简陋的小屋已成为许多农民工的“希望”,在这里,一些农民工含泪领钱满意离去。有七八年打工经历的王小蜂告诉记者,这几年,各种投诉举报中心已经为劳动者依法维权构建了更为快捷的“绿色通道”,2005年搬出政府的清欠办公室更是为农民工建立了最后的希望。与过年只有一步之遥了,团圆的希望似乎也就在这一步之间。可是,虽然希望还在,年根底下的农民工们还是急了,一部分农民工甚至表示,这个“绿色通道”有时候仅是脆弱的救命稻草。“如果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用人单位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劳动部门也就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回到10年前的原始维权状态。”来自甘肃的老张告诉记者,出来打工这些年,听过各种各样的维权故事,有自己奔走好几年的,有连续举报好几年的,有通过监察、仲裁、法院各个环节仍然没有结果的,还有法院已经下了判决书,却无力强制执行的,这个时候,所谓的“绿色通道”充其量也就是个哭诉的地方。对此,有专家表示,现行的劳动争议“一裁两审”的处理机制,对流动性很强的劳动者来讲,解决争议的周期还是较长、成本较高,因此,无论多困难,用劳动监察手段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仍是调整劳动关系、减少劳动争议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可是,在现行的情况下,劳动监察的“绿色通道”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加强。就业歧视、工资以及劳动合同的变更等人民法院难以通过司法强制手段解决的难题,通过劳动监察解决之外还可配上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一方面应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争取从源头上杜绝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企业调解委员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的作用,争取大部分劳动争议纠纷在仲裁和诉讼前用调解的方式得到解决,化解劳资双方直接的矛盾对立。
结束语
在又一个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在城市里辛劳了一年的农民工朋友大多已踏上回家的路途,我们的“2005讨薪清欠行动”也该画上句号了。在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关注一个又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案,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奔走于各相关部门,以促成协作的合力;我们请来“讨薪专家”,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经验;在我们的倡议下,成立百人律师团,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我们开通讨薪热线,为农民工兄弟提供政策、法规、信息等方面的援助……当一位又一位农民工兄弟因我们的帮助拿到血汗钱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多年来对欠薪问题的关注让我们知道,与问题的严重和普遍性相比,这样的成果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对这次讨薪清欠活动进行总结,我们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进步和希望:从以领导批示为表征的行政力量推动型清欠,到各项预防、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度的出台;从被漠视到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从几年前一个又一个暴力讨薪者发展到懂得主动向有关部门投诉,再发展到请律师全程参与讨薪,有的还成为“讨薪专家”,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围绕欠薪、讨薪问题的所有要素,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也许过不了几年,“讨薪清欠”就会从我们的视野和版面中消失。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系的努力方向。祝所有农民工兄弟新春快乐,新年好运。(记者刘丽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