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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除了苏北人，人们对仇和的态度，早已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是非对错。仇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人们用以探讨民主和效率，强权和公正之矛盾关系的隐喻。

　　受过现代宪政理念洗礼的年轻人，最不能接受的，是“仇和现象”中的铁腕行政。少数务实派为仇和辩护:仇所有的行为，都出自公心。他的目的是改变苏北的落后和贫穷。在一个官贪民愚的场域内，设若仇没有铁手腕，也许100年后的宿迁，和100年前的宿迁，没什么两样。

　　青年知识分子笑蜀说，他愿意承认仇和的动机是完全真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善意，但他仍然要反对他的所为。从普通人的逻辑出发，他坚信这样的原则:谁都无权改变他人。贫穷不是最可怕的，贫穷不是外部强制的理由。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改变比如云南边陲比如广西老区比如宿迁农村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显然，笑蜀的观念，在官场的务实派，或者受惠于仇和的民众们看来，是可笑的，是书生意气。

　　马龙生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争论纷纭的“仇和现象”，折射出的是民主和效率的两难困境。“仇和现象”中的一面，是其独断专行给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带来的冲击；而另一面，则是其依靠铁腕、强权带来的高效率。前者的负面作用不必多说，对于后者，高效率带来的那些看得见的“成功”，无论是其上级政府、辖区内百姓，还是新闻媒体，作出的评价都很难说没有主观与直观的局限。

　　马指出，如何把民主与法制建设同经济发展效率结合起来，是“仇和现象”带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民主与法制，不能仅停留在程序的层面上，不能成为牺牲效率的累赘，而应该是“既不脱缰，又跑得快”的“轨道＋助推器”。

　　有专家笑称，这样的评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一切都可以如此理想地分析而后解决，“仇和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即便是一直反对仇和的笑蜀，末了也表示，经过反复思考，他从原来全盘否定的立场后退了，尽管他仍然不认可仇和。

　　这样的转变，源自思考问题的角度的变化。作为一个普通人，笑蜀说，他当然可以仅仅基于个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当然可以只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仇和是一个地区的负责官员，他不能只从纯粹的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他还必须从国家的立场，用整体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诠释仇和现象，就不能不承认仇和现象也有某种合理性。即我们不能要求最好，我们只能要求最不坏。

　　(作者章敬平，原刊于人民网，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