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这是个“秀”时代，但深圳的“作秀大王”比特却“秀”出了道德的光彩。1月24日晚上，他组织一餐晚宴，在一家湘菜馆里宴请上百名流浪乞讨人员，让这些身在异乡的人吃了一顿年夜饭。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评论说，民间人士宴请乞讨人员，实际上源于旧时对乞讨人员的“粥棚”。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粥》，描述他在北方吃粥的记忆:“一说起粥，就不免想起从前北方的粥厂，那是慈善机关或好心人士施舍救济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鹑衣百结的人排队领粥。”一般情况下，一入冬，城里就在多处开设粥厂，免费供应贫苦人士。到腊八这天，还专门煮腊八粥。这些粥厂有的是官府所开，但大部分是寺庙道观或民间慈善组织甚至私人所开。

　　其实，粥厂只是以前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一小部分而已。只要人类不能生活在哲人们所设想的那些理想国里，就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总会有人生活在贫困中，总会有人流离失所，总会有人成为孤儿，总会有人缺衣少食，也总会有人身患疾病而走投无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社会都有必要帮助救济这些人士，让他们摆脱困境，找回生命的尊严。而解决的主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或者是政府出面，或者是社会出面。

　　根据诸多专门研究古代士绅的专著之介绍，中国历代官府都设立有慈善救助机构，尤其以宋代比较完善，很多机构历经朝代的更替，一直延续到明代。在杭州，有养济院，专门负责赈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及乞丐之人”；有慈幼局，专门负责收养弃婴，该局筹措资金雇佣贫困妇女为这些弃婴哺乳；有惠民药局，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文人苏东坡先生所创，专门负责为穷人供应药品，有点像是今天的平民医院、济困医院。还有义冢，专门收埋无人认领的遗骸。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这些官办机构就陷入管理混乱、资金困难的境地。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官绅、富商参与社会救济，民间的善会、善堂由此兴起。民办慈善活动逐渐成为社会救济的主流形态。有学者对2600部方志进行统计，发现善堂由民间主办者在半数以上，施棺局更在九成以上。到了晚清，这一比例更大。民国初年，政府软弱，城乡自治迅速发育，慈善救济活动则几乎完全由民间创办、组织、管理。

　　倡导组织这些活动的，在明清是士绅和商人，基本上是士绅领导，商人出钱；到了近代，则主要就是城乡的绅商了。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视为是民间自我救济。苏东坡老先生早就认识到了，这些慈善事业，如果由官府举办，则难免中饱私囊，而由士绅经营，慈善活动通常开展得要好得多，效率也高得多。

　　其实，民间自我救济，其可取之处倒不全在效率上。据称，目前政府已经建立了覆盖全体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制度，只要是有需要的流浪乞讨人员，在他自愿的前提下，政府救助机构都会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救助。然而，此前曾有报道说，尽管政府的救济机构虚位以待，但流浪乞讨人员却似乎并不领情，甚至需要救济机构人员前去恳请。

　　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心有余悸，也可能是因为政府的救济活动终究有那么点冷硬，民间的自我救济则可能带有较多的温情、人情。那些需要接受救济的人士，所需要的其实不仅是物质上的资助，同时也需要诚挚的同情，需要与人进行平等的交流，需要倾诉其痛苦，需要分享其喜悦。而这些带有情感色彩的活儿，是那些政府雇员所难以承担的。

　　因此，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恐怕需要在政府建立的救助体系之外，复兴社会自我救济的美好传统。今天，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呼吁政府关心穷人，关心鳏寡孤独。但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社会自己来解决，这不仅是最有效的，就事务的性质来说，也是最可取、最合理的。这也是社会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假如社会碰到任何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呼吁政府，那何来自治？

　　民间的自我慈善救济事业要发展，一方面需要社会的自觉，尤其是那些离任官员、社会领袖、商业领袖，似乎有理由承担起组织、管理社会慈善救济活动的道德责任。对于争议多多的企业家来说，这确是一个提升社会形象的最佳着手处。这样的“秀”，还真得有人来使劲地作。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为民间这些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民间更方便地成立古代的善会、善堂之类的慈善救济组织。否则，个人单打独斗，恐怕就难以创造出一个慈善机构维持几百年的美谈。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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