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具有营业书目的功能，相当于近代出版社编印的出版目录，则首推清朝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于道光五年（1825）元月十七日，在苏州玄妙观西开的滂喜园书籍铺。他按出版时间为序，为自己刻印书籍编成《士礼居刊行书目》。

　　商务印书馆寄售部职工黄步香，乃于那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创立“作者书社”。公司设在福州路271号至273号；位居当时上海的出版中心。其营业宗旨是不自己出版书籍，而专门推销著译人自己出版的书，或代办印刷工作，收取代印代售手续费，延续过去商务、中华“承印寄售办法”的精神。

　　书痴闲话

　　吴兴文（台湾出版人，现居北京）

　　营业书目是一份宝贵的出版史料

　　我国现存最早、有实物为证的营业书目，出现在明朝正德年间，汪谅在北京开设的金台书铺，在其刻印的《文选注》的目录后面，附有一篇目录：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翻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一部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全集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翻刻解注唐音一部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系医书翻刻武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俱宋元板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重刻师对押韵一部重刻孝经注疏一册俱古板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比较具有营业书目的功能，相当于近代出版社编印的出版目录，则首推清朝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于道光五年（1825）元月十七日，在苏州玄妙观西开的滂喜园书籍铺。他按出版时间为序，为自己刻印书籍编成的《士礼居刊行书目》，着录内容有书名、册数、书价、刊年四项：《国语》五册，一两二钱，庚申（1800）《汲古阁书目》一册，八分，庚申《国策》九册，二两，癸亥（1803）……

　　总共列了十九种书籍。

　　并且在书目前有“书价制钱七折”六字，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苏州圆妙观察院场”。这家书籍铺虽然是黄氏去世那一年，为长孙美鎏习业，除了卖自己刻的书外，还不得不将藏书拿出来卖，可谓是无可奈何之举，却为后世营业书目留下一份宝贵的出版史料。

　　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书目第一张

　　线装古籍的营业书目直到晚清，往往都是附刻在书上，没有单张或成册的营业书目。一直到了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的《申报馆书目》，隔两年的《续书目》，与同年《湖北官书处书目》等，以书册的形式出现；以及同一时期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与广智书局等，都印有单张的形式；才逐渐形成近代出版社编印的营业书目。

　　而堪称近代中国新式出版业龙头的商务印书馆，除了已知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编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书目》一册外，笔者还在冷摊淘到单张的《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书目第一张》。

　　全张比对开略大，正反两面都印。四周有框，共分三栏。标题横排在框外，正反两面都印。正面框外右边印有：各省分馆：北京琉璃厂，天津金华街，奉天鼓楼北，济南西门大街，太原东羊市街，开封西大街，成都青石桥，重庆白象街，泸州钮子街。左边框外：各省分馆：叙州学院街，长沙黄道街，常德长清街，汉口黄陂街，南昌磨子巷口，杭州清河坊，福州南大街，广州双门底，湖州军厅巷。背面右边框外：本馆兼售印书机器、铜模、铅字、铜版、铅版、各种纸张、五色墨油，一应全备，精美合用。左边框外：代印中西书籍、图画、钞票、股票、章程、文凭、名片、仿单、月份牌等，绘图精巧，装订结实。

　　正面框内印有：己酉年（1909）七月十五日改订，并且在背面第三栏结束，印有：另有政法、哲学、地图、杂记、小说，及各种参考书，排入第二张目录中。可见原来至少有两张，遗憾的是，笔者仅淘到第一张。

　　与宣统元年十月改订八版的《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的书目、分类皆相仿，可见都是同一时期的营业书目。虽然以活页方式存在的书目不容易保存，但是以书册形式存在的《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有书籍内容提要，更加具有出版史料的价值。

　　从1906年-1909年的目录看出版痕迹

　　从商务印书馆这些营业书目的内容，可知自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之洞等奏进学堂章程，即所谓《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并着京师及各省次地第推行；以及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兴学校，谕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并且自1906年开始，学部第一次审查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一百零六册，民营八十五册，占全体五分之四，而其中五十四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此可见，清末教科书与新式出版业的重心，已由政府和教会转至民营。

　　正好此时，张元济于1902年辞去南洋公学校的工作，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张氏招揽了一批新旧文人，如蒋维乔、夏曾佑、高梦旦、杜亚泉与颜惠庆等。他们组成了编译所的班底，共设国文、理化、英文三部，开始编写适合新式学堂使用的教科书。

　　第一册《最新国文教科书》于1904年末投入市场，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万多册。

　　他们还为即将出版的初小教科书和八册高小教科书大做广告。两年后，他们完成了该系列的各册读本，并且每册都配有教师参考书，还附有合适的学生练习，可谓设想周到；所以取代了当时由文明、广智书局的教科书。而且在1906年，商务印书馆登记成为符合公司法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走入现代出版业的道路了。因此从这批1906年到1909年的目录，可以看出它当时成长茁壮的痕迹。

　　实践与理想结合的“作者书社”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不论规模、资本、营业额及出版品数量皆长期居冠，遥遥领先其他同业。特别是它的“每日新书”广告，印在《申报》、《新闻报》头版报名之下，可谓是出版史上很有气派的创举。

　　此外，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都很重视广告。所以当时出版社编印的营业书目，例如：商务、中华等，几乎每年都会印行。

　　但是自从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轰炸上海，制造淞沪战事，将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的四个印刷厂、字模制造部、油墨生产部、仓库、职工宿舍楼、东方图书馆与编译所都炸毁，造成当时中国出版业的重创。

　　从此以后，商务和中华接连取消“承印寄售办法”。于是商务印书馆寄售部职工黄步香，乃于那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创立“作者书社”。

　　公司设在福州路271号至273号；位居当时上海的出版中心。其营业宗旨是不自己出版书籍，而专门推销著译人自己出版的书，或代办印刷工作，收取代印代售手续费，延续过去商务、中华“承印寄售办法”的精神。

　　从其《作者书社创办缘起》，便可知其企图：凡以前内容精深之著作，赖著名书局之承受寄售，藉其规模信用分局林立，同行客户遍布全国之力，销行尚利者，近亦骤增困难。是私家著作急需一适当之代售书店，迫切自不待言。敝社鉴于欧美各国均有寄售书店，在美如AmericanNewsCo.，在英如SimpkinMarshall，HamiltonandKentCo.在日如丸善株式会社，专代著作者推销，因是学术赖以流通，著作者读书界双方都感利便。

　　由此观之，可见其具有企业与文化、实践与理想的结合，值得时下图书流通业者借镜。

　　创立之初，于隔年二月九日初次在当时三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的头版，刊登联合广告，并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固定刊登。平时作家或出版界愿意参加者，也可参照联合广告刊例，随时办理刊登。同时每月印行活页目录，随时印单页分赠，读者可随时补入，成为永久新颖的目录。每届年终，再将本年份新书汇总印行单页目录，读者收到此总目录后，可将“每月新书目录”取消，另将单页总目录挨页码次序补入。

　　笔者手上这部活页目录合订本，三十二开，内文298页。封面中央横排“作者书社目录”，左边有直排“全国惟一专门寄售书店”。

　　内文前有通信购书简章、创办缘起、寄售章程、例言与图书目录总目等，共占二十页。目录共分十大类：（一）总类、（二）哲学、（三）宗教、（四）社会科学、（五）语文学、（六）自然科学、（七）应用技术、（八）艺术、（九）文学、（十）史地，各类更分细目若干，略采王云五氏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并特别增加两类：“苏俄研究”，“日本研究；中日问题”，以符合当时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本目录以刊载书市不易购到的图书居多，往往可以有意外的发现，例如：南社成员、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以天虚我生笔名撰写的哲学著作《大学新讲》，章衣萍著《修辞学讲话》，施蛰存著的外国作家传记《魏琪尔》等。值得有史料考据癖者，当作参考书备用。

　　此外，还搜集全国较有价值的定期刊物，按各刊物的性质，分类刊载于本目录十大类各类之后，再将全部刊物名称，合刊于史地类之后。

　　本目录书名后，均载有下列各项，并酌量情形，对于内容加以说明，类似书目提要的功能：（一）著者、（二）装订、（三）版式、（四）册数、（五）定价。可惜缺少出版时间这一项，致使其史料价值减半，十分可惜！

　　虽然这种服务政府机关、学术团体出版物，以及私家著作物委托的专门寄售书店，以网络书店的功能应该可以办到，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两岸的业者，往此一领域发展。假如能够有业者参与，并且形成规模，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