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照顾太太都没机会

　　让·弗朗索瓦（法国）

　　44岁的让·弗朗索瓦是法国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四五年，一直在做工程监理的工作，太太是位中国女性，现在已经有两个宝宝，一家人其乐融融。谈到如何评价自己的太太，让·弗朗索瓦笑着告诉记者：“我太太向我解释过两个汉语词汇：清和静。我很欣赏，我太太追求这个境界，在我眼里她已经做到了，她内心很浪漫、很热情，但她用一种很清很静的方式流露出来，这很打动我。”

　　夫妻两个结婚时是在法国办的仪式。虽然让·弗朗索瓦没参加过中国朋友的婚礼，但他有时在饭店能看到正在举办的中国婚礼。婚礼上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卡拉ＯＫ和很讲排场的酒宴。“唱歌的人很忘我，声音很大，表情很丰富，但好像完全忘记了今天的主角不是他。我太太跟我解释过中国人分享快乐的主要形式是热闹，我相信参加婚礼的人都很快乐，因为场面真的很热闹。”但他告诉记者，在法国，婚礼一般是比较安静的，仪式完后会有个小小的酒会或者舞会，但是大家都是轻轻的，不想因为自己的热闹而惊动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婚后的生活甜蜜而温馨，但让·弗朗索瓦觉得中国人跟法国人的婚姻生活还是有所区别。“我太太不会干家务，但她很努力地学习，希望通过悉心地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来表达对我的爱，虽然她的爱好是看书和弹钢琴，但她总是把我、孩子和家务事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反而自己似乎很不重要。在法国，一般女人精神上比较独立，在家庭生活上一般和丈夫有同等的甚至更多的发言权。”此外，让·弗朗索瓦认为妻子太依赖父母。他向记者介绍说，在法国，女孩子很早就独立生活了，父母也很早就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所以法国女人成立家庭后在家务方面很能干。他认为，很多中国女孩子习惯于依赖父母，甚至结婚后还这样。“在北京住的话，我太太的母亲经常来我家住下指导家务，而且指导我太太的思想！我们在法国住的话，她每天和我母亲通电话，要求我母亲指导她家务事。如果我出差我太太就要求我母亲过来陪她住，因为法国的儿媳妇都不愿意和婆婆往来很多，所以我母亲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比女儿还亲的儿媳妇。”让·弗朗索瓦感觉不适应的还有他的岳母。结婚后不久夫妻就有了孩子，让·弗朗索瓦的岳母就住在他们家给女儿帮忙照顾，但很多生活细节让他感觉不太适应。“每晚我下班回来，她都抢着给宝宝洗澡，也不问问我的意见，当然也不会问我太太的意见了。我感觉她要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我工作一天结果连给孩子洗澡的权利也失去了。我太太要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她抢先去弄，我想照顾我的太太都没有机会，为此我很烦恼。后来我岳母回自己家，偶尔过来探视我们，遇见我们很严肃地训斥孩子，她就一把把孩子抱过去逗逗，我认为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我太太总说，算了别生气，反正他们待一会儿就走了。”除了家庭内部的小问题，让·弗朗索瓦告诉记者，在公众场合一些中国人的做法也让他头痛。当他和太太带着孩子在马路或商场里的时候，经常会遇见一些不认识的人走过来用手摸孩子们的脸或者头，有的人甚至一把就把孩子们拉过去或者抱起来，然后跟身边的人大声说：“哎！快看！好漂亮的小老外哦！”对这种情况，让·弗朗索瓦说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不尊重我的孩子。在法国，即使是爷爷奶奶或很好的朋友，也会先轻轻地问声小孩子：我可以抱你吗？然后还要询问一下在场的父母意见。尽管我们一定会说‘抱吧，不用客气’，但这个过程是对我们的尊重。我太太跟我说这种行为在中国是表示友好。可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对于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让·弗朗索瓦有很多感慨。“我有时看着北京的工商业这么现代化国际化了，就忘了说北京人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很中国的。我们外国人在中国应该多学习和适应中国人，不能总是想要中国人都国际化，倒是我们应该更中国化一些。”

　　在中国开公司找“托儿”提意见

　　大龙（瑞典）

　　谁是大龙？如果你问北京人这个问题，不少人都会痛快地回答说：“就是在电视上教人做菜的老外呗。”没错，正是他。不过他不仅会教人做菜，他其实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老板兼瑞典商会副主席，因为属龙，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大龙”。1986年大龙第一次来中国，此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两年，1994年“落户”北京。从1986年到2006年，20年间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大龙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北京城市化速度发展很快，现在已经变成跨国企业必争之地。“从我们公司所从事的公关行业就可以看出来，起初只是有伊莱克斯、宜家、欧米茄几家公司找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国际大品牌甚至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找到我们，请我们提供公关服务，帮助他们巩固在中国的品牌形象或是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建议。”

　　大龙认识的中国人很多，他认为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友谊和与瑞典人之间的友谊是一样的，虽然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人与人之间表达关心的方式是一样的。一封短暂的问候信，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节日馈赠小礼品等都是“国际”通用的表达友谊的方式。在大龙的记忆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当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结识的一位广西同学。“放假时我和这个朋友去他的老家旅游，当时外国人只能住那种涉外酒店，而正好我们去的地方又没有，所以我们只能露宿街头，体验了一把流浪客的感觉。当时我们一夜未眠，彻夜长谈。”这次不寻常的旅游让两个人从此变成了永远的朋友。他感叹地说：“其实一生中，往往你也就能遇到几个这样的朋友。”在大龙看来，这位朋友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朴实、善良，很有自己的操守，总能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当记者询问，这位中国朋友是否有他不能接受的缺点时，他笑着说：“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如果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个性，我应该接受它。如果朋友的缺点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生活，或是带来不好的影响，我是会给他合理建议的。”在北京工作很多年了，中国同事给大龙的感觉是两个字——舒服。“中国人大多数很实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你。”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同事大都比较乐观，充满各种创意，总能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想法，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客户都能提交满意的服务。但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大龙还是能感受出与自己国家人一起工作的差别。他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在北京，如果我的中国同事对我有什么意见，一般不会当面提出来；瑞典人会直接地表达出他对你的看法。这一点曾经让他苦恼过，因为对一家公关顾问公司来说，客户需要自己的顾问是那种能积极参与独立解决问题的人，而不只是会听老板命令的执行人员。不过，大龙还是很快地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刚在中国开公司时，我经常在公司找‘托儿’。开例会时，当着新同事的面，让‘托儿’给我提意见。新同事就以为这是公司的传统，如果有了意见也都当面给我提，我的目的达到了。”

　　北京司机够哥们儿

　　提普（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人提普的印象中，无论是北京的同事朋友还是街头陌生人，对他都充满了善意，也正因此，他对自己的ＩＴ公司在这里的发展充满信心。提普告诉记者，他1993年第一次来到北京，2001年他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公司，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他非常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前景非常好，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的机会都多。对这12年来北京的变化，他笑着说：“变化很多啊，比如我刚到北京时，这里会说英文的人不多，但现在我和中国人的沟通就畅通了很多。”他随即又说：“虽然会说英文的北京人多了，但是北京的车也变得更多了。”

　　在北京工作时间越长，他就越喜欢这里的人。他给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件趣事。有一天，提普在北京街头开车。他在正常驾驶中，突然后面一辆汽车快速地超车，而且猛地把他的车别住。他停车后非常生气，下车准备质问这个司机想做什么。但对方一张嘴，他的表情立刻就变了，原来一脸的愤怒变成了一脸的笑容。原来他的车胎出了问题，超车的司机是特意告诉他，如果继续驾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事故。“那个司机说完就走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非常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我根本意识不到车胎的问题。那个司机的做法让我很感动，也感觉很温馨。”不过在中国工作，提普也有小小的烦恼——喝酒。他告诉记者，在北京做生意，中国合作伙伴经常会让他喝酒，对于非常不喜欢喝酒的提普，这实在是件为难事。“我不是不理解他们，我知道这是中国人表达友好的方式，是对我表达他们的热情，但我真的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