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06年1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第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对SNA的GDP计算方式表示了质疑，并提出建议，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他提出，在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面，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对此人们提出不同看法，本刊特发表两位青年学人的文章，以鼓励学界争鸣。

　　世界怎能挤压成GDP的一维世界

　　■何卫宁

　　经济学家厉以宁不久前说，中国应该改变GDP的核算方式，把发展中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一个地区的GDP总数应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厉以宁教授并不孤单，另外一些专家正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地区的事故死亡人数除以GDP数，算出一个吓人的指标，叫什么每亿元GDP平均死亡率。这些想修改GDP核算方式的动机当然很好，大家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要加强管理。

　　好的管理需要大量的信息，大家感到GDP的信息含量不够了，希望搞出一个新“玩意儿”，只要让官员们骑在那个“玩意儿”的身上发咒语，命令下级在它面前立毒誓，结果就会使令人讨厌的问题自动跑掉，经济情况便马上能好转。我认为，在GDP数据上胡乱涂抹，即使搞出一个新的GDP核算方式，这个新GDP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应付复杂的情况，反倒把最基本的经济制度破坏了。

　　经济是什么？经济简直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云彩在天上漫无边际地奔跑着，时刻改变着形状，连我们的想像力都害怕云彩的善变。然而，云彩又是非常简单的，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晴天时白云飘逸；雨天时乌云翻滚。经济就像云彩一样复杂多变。为了对付经济的复杂性和易变性，经济学家们希望先用一些简单的、单纯的指标来描述经济的不同侧面，然后把窥测到的不同侧面拼凑在一起，通过研究各个指标间的关系来理解经济的全貌。GDP是这些指标中的一个，它描述了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侧面———社会经济最终产出了多少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要把GDP和其他指标一起看，才能了解经济的整体运行，把经济管好。好的经济管理需要管理好所有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管理经济有点像指挥打仗。

　　毛泽东过去指挥打仗，非常关心各野战军上报的杀伤敌人数目。据说他老人家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分，就同周恩来在煤油灯下拨弄算盘，敌人的军队就在毛泽东的算盘下从强大走向衰败。但是，毛泽东不仅仅关心敌方死伤数目，还关心我方死伤数目，他研究地形，估计敌我强弱对比，比较敌我战略差异。然后，他才对战役局势作出判断，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战争情况复杂，而要求参谋们在敌方死伤数目这个基本指标上加加减减，借以减轻自己为判断战争局势所必须付出的劳动。他喜欢把所有的情况都摆在桌子上一起看，全面地分析局势。

　　我们的地方官员要向毛泽东学习，心里不能只有GDP这一根“弦”，要统揽全局。要把自己的地区看成一部大机器，它虽然只有一个输出口，但内部结构复杂。在它的输出口处竖立着一座大仪表，仪表的读数就是GDP值，GDP向人们汇报该地区一年里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另外还要加上资本投资的价值。一般地讲，GDP越大，表明人们花钱越多，社会就越富裕。所以，检查GDP值，最主要是想看看最终消费者的花费。但是，不能光读GDP的总数，要留心一下它的成分。

　　人们要小心地看待GDP里资本投资占的比重，比重过高不好，因为这部分钱暂时还没有最终消费者掏腰包。把投资放到GDP统计中，是因为人们隐约地感到那部分投资在将来会有最终消费者掏腰包。如果一个地区资本投资尽用来盖豪华广场、大展览馆，就要非常谨慎地问一问，为什么必须要花这么多钱盖那些肯定入不敷出的东西？它们真的会带来未来的消费吗？

　　当然光看了输出仪表的读数还不够，还要看看内部的运行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逐个地研究一下厉以宁教授罗列的指标，诸如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等等。读这些指标的数据时，绝对的数值给人的启发不多，相反，这些指标的趋势告诉官员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如果一个地区的矿工死伤人数诸年都平稳分布在一个水平左右，官员们就要闭上眼睛痛苦地想一想，平衡一下利弊，看看是不是该花一大笔钱，投资改善矿工安全保护措施，把矿工死伤人数的水平下拉一个级别。如果发现，矿工死伤人数正随着煤矿销售额上升，也在上升，那就要马上起身，前往基层，召开相关负责人大会，告诉他们，现行的生产管理有严重的缺陷，命令他们迅速寻找缺陷，加以改变。

　　经济是如此的复杂、多变，想把像云彩一样复杂的多维的经济世界挤压成GDP的一维世界，这是不科学的，一定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GDP

　　■李勇坚

　　自2004年以来，绿色GDP的概念在我国方兴未艾，对现行GDP及其核算方法进行批评成为一种时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在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GDP核算方面，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厉老师的观点是当前要求进行绿色GDP核算呼声的一种反映，也代表了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反映了要求环境、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仍然需要GDP，厉老师的观点虽在思路上具有意义，但未必具有操作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厉老师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反对惟GDP论的观点，从深层次来看，却又是另一种惟GDP论。

　　的确，从核算方法来看，GDP主要反映在市场中进行了交换的经济成果，其忽略了自我服务等重要的经济产出，更忽略了环境等重要的指标，有着内在的缺陷。但是，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国家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数据，也是进行国际比较的最重要（虽然未必是最准确）的数据。从核算的角度看，GDP代表了一整套完备的核算体系。因此，在目前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法之前，我们仍然需要GDP。

　　在GDP核算中，考虑发展中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从操作上来看，却未必可行。

　　首先，自然成本如何核算的问题。虽然现在有着一些建议的方法（如还原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可交易的环境市场（可交易的环境成本已进入了GDP核算过程中），因此，不存在着统一的、可以得到认同的方法。即使使用某一种方法对自然成本进行核算，那么这种非交易的自然成本是否可以与以市场方法核算出来的GDP相减，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社会成本的核算更是一种理想而已，还没有提出过可以操作的方法。即使以经济学方法分析社会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也没有提出过核算社会成本的良好方法。

　　第三，厉老师的方法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但理想的方法未必可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对社会总福利进行核算，因为只有社会总福利才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还提出“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其内容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以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但是，这些理想化的概念或方法在技术上均存在很大的问题。

　　早在1962年，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指出过，不存在着一个由个人福利函数合成社会福利函数的精确方法。厉老师的方法在思想上有着价值，但是，在技术上存在着难题。

　　第四，人们选择GDP作为经济指标就是一种经济选择的结果。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学问，是一门在有限资源约束下进行选择的学问。在进行经济指标核算时，人们必须从指标的可获得性、可比性、可计算性、客观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必须在有限成本下获得一个信息含量最大的指标。当某种指标的信息含量特别大，但其获得成本特别大时，该指标就不会成为经济选择的后果。或者说，当人们为了在某一指标中加入一部分信息量而必须损失另一部分信息量时，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因此，在GDP核算中，考虑自然成本与社会成本，这样可能会提高GDP的信息含量，但是，这样做到底损失了多少信息量（例如，GDP是否还能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指标就值得怀疑）、可用性（社会成本与自然成本的可衡量性以及可加性而造成的GDP误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核算成本增加，我们不得而知。因此，人们选择GDP作为经济指标是一种经济选择的结果。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经济指标，GDP无论是在核算方法上，还是在其内涵上，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必须对GDP指标进行修正与完善，然而，与其在一种不完善理论指导下对GDP进行的勉强修正，将其修正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指标，还不如破除惟GDP论，只是将GDP视为一个经济指标，同时多使用几个指标，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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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的由来及其批评

　　■李锐之

　　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以来，后历经1968年、1993年两次大的修订，SNA系统就成为国际最为流行的国民收入计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在改革开放以前及初期，我国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SystemOfMaterialProductBalances，简称MPS），从1985年开始，我国就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核算模式等进行反复研究。国务院于1992年8月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我国实行SNA体系，GDP也成了我国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别说经济学的专业人士，连一般老百姓都十分关注。

　　由于GDP作为一种核算体系内在的缺陷，对GDP进行批评的历史与GDP的历史一样悠久。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曾尖锐地指出，“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另外一些经典的批评包括“交换母亲”———这个故事说的是，如果有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则不会生产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破窗理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敲破一扇窗户导致GDP增长的似是而非的链式过程：敲破窗户可以为补窗工匠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玻璃店得以增加销售额，玻璃厂企业群面临做大了的市场蛋糕，玻璃厂工人购买力的提升将把破窗带来的经济增长驱动传递到其他行业去。

　　此外，人们对GDP的批评还包括：它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