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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靓影长沙年。
贺文兵 摄
50年代关键词
劳动最美 从前哪敢这样想
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迎来解放的长沙人大都还沉浸在翻身做主人的喜悦里。那个时候，长沙人是用感激来过春节的。“恭喜发财”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春节的问候语，取而代之的是“从前哪敢这样想”。当然，这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用最朴实的劳动去回报无疑是最美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长沙市民过年时给志愿军战士寄出了大量的慰问信和手制的贺卡。
今年1月19日，记者到住在芙蓉区德政园社区的方正强家采访。方老现在已是80高龄的人了，作为水利工程师，他曾经参与了湖南大大小小的多个水利工程建设。退休后，他开始中国古典诗词的学习和写作，他的诗词凝炼而切合时代脉搏，且具有人生况味。从方老的诗词和谈吐，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刚解放的时候，我在湖南大学读书。”方老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春节，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长沙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特别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一个不感激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用什么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是最纯洁的感情了。”方老说，那个年代人们确实感到新旧社会是两重天，尤其是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时刻感触最深。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从前哪敢这样想？”那个时候提倡“劳动最美”，即使在春节，许多人也是在劳动中度过的。方老清楚地记得，1955年春节，他和同事一起在一家水利工地上挑了整整3天的土。“说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相信，（上个世纪）50年代的春节真的是这样过的。”方老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搞劳动是心甘情愿，每个人都不会有怨言的。”
现在已经67岁了的凌老师1952年正在长沙市二中（现长郡中学）读书，那一年春节，他认认真真地在家里给志愿军战士写了一封信。“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在春节给他们写信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心愿。”现在谈起这件事，凌老师还一脸的认真，直说“应该写应该写”。
60年代关键词
战天斗地 过年四要四不要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长沙的“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广大农村，他们年复一年地体会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在穷山恶水战天斗地。与此同时，长沙城里有工作的人们正喜气洋洋地参加单位组织的团拜，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聆听着领导们倡议的“过年四要四不要”……
“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不要在报纸上写出我的名字。”1月18日上午，记者在马王堆汽配城好不容易找到赵先生，他一开始就给记者出了一道“难题”。不过，到底赵先生是老板级的人物，说起话来也就很爽快。他说，1967年，17岁的他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郴州。他所在的那个“知青点”在一个山沟里，一共有7个人。那年，他们为了开荒，决定在春节期间也不放假。“大年初一，我们喊着‘战天斗地’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一个茅草丛生的小山头走去。那阵势，仿佛真的就是在与天斗与地斗了。但是，挖了一阵后我们却都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大家手撑着锄头把，一齐望着长沙的方向默不做声，忽然，有一个女知青呜呜地哭了起来。就是她这一哭，我们每一个人的泪水也跟着往下直掉……”
相对于17岁的赵先生的那个春节，当时正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工作的凌文虎要轻松得多。“那年的腊月廿八，我正参加一个迎春茶话会。”凌老师说：“茶话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某领导的讲话我是印象十分深刻的。”领导说，我们过年一定“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其实，那时哪里有什么酒喝？”凌老师觉得那样的茶话会最大的好处就是散会后还能够带回家一点儿花生、瓜子和糖粒子。“有了这些东西带回家，看到小孩子那高兴的劲头，过年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70年代关键词
起早贪黑 豪言壮语变轻松
上个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解决物资匮乏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发行票证。长沙市民为了有个丰盛的春节必须付出“起早贪黑”去排队的代价，吃，几乎成了70年代人们关注的重点。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拨乱反正，过去的豪言壮语大为减少，人们像着了魔似地特别爱放鞭炮，亲人团聚欢乐之中互致一声：“过年好！”
今年1月20日晚上，坐在凌老师的女儿开的茶舍里和他聊春节的事情，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已退休多年的凌老师是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画师，他的作品《今日韶山》曾经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央陈列的《洞庭湖岳阳楼》巨幅湘绣，就是根据他的画而绣出来的。
凌老师说，70年代的春节，最有味道的就是排队买年货了。“那时候，都是凭票买年货的。但是，还是要起早贪黑去排队。你不早点去排队，前面的人把好的买完了，后面就只有剩下来的了……有的人为了想多睡会儿觉，只好深更半夜起来在卖肉的窗口放块砖头或者椅子。”凌老师笑了笑，仿佛在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样：“可能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体会，别看我的身体现在80多公斤，那个时候可连50公斤也没有！”
在凌老师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也非常深刻。这件事仍然没有离开一个吃字。那个时候，他年轻、体力好，单位上派他去负责农场。过年了，他把在农场里做好的酱菜装了满满一板车，从黑石铺，经金盆岭、豹子岭拖到五一路（今五一大道）的省湘绣研究所。“金盆岭那个岭真长，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么拖着板车爬上去的！”凌老师说。但是，想到单位里职工还等着分点东西回家过年，凌文虎只好穿件单衣，咬住牙拖着板车一步一步在地上爬……
“不过，那时的春节也有快乐。”凌老师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了起来。到了那个年代末期，环境变宽松多了。原来一些人在过年的时候都爱说豪言壮语，后来就互相道一声“过年好！”也不说多余的话。还有就是，长沙人在那几年春节特别喜欢放鞭炮。“打倒了‘四人帮’，接下来的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使得好多家庭重新有了团聚，人们心里愉快就做死的放鞭炮啊！”
80年代关键词
春节晚会 票证淡出了市场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在长沙，坊间曾流传着好几个因看春晚而闹出来的笑话。春晚的成功导致了每年春节前电视机的脱销，人们的购买欲望空前高涨。也就在这个时候，长沙人猛然发现许多春节物资可以不要票证了。好多人把平日积攒下来的票证在年前换了塑料脸盆、脚盆等生活用品……“恭喜发财”又成了人们拜年的时尚语言。
1975年赵先生顶职进了长沙的一家街道小厂，接下来的就是结婚并很快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我堂客也在街办小厂，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也就是50元多点。”赵先生说，虽然进了城有了工作，但是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不过，赵先生是个灵泛人，1982年，他到浙江出差，看到那边有很多塑料脸盆、脚盆卖，于是他便带回来了一些。当时，票证还在使用，但好多物资不要票证也可以买得到。他就用塑料脸盆、脚盆等去换市民手里的全国粮票、油票，然后再把一部分粮票、油票拿到浙江去换回来物资，剩下的就变成钱。如此反复，赵先生赚到了第一桶金。“1983年，我就在春节前买了一台大彩电。”讲起发家史，赵先生眉宇间透着一股轻松和笑意。
也就是在这一年春节，赵先生的爱人在年三十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太投入险些酿成大祸。她在堆放着满是塑料制品的房里烧水（这间房也就是赵先生家当时的客厅），水烧开了，人却在卧室里看电视节目。“等想起来时，一壶水烧干了，真危险啊！”赵先生一边这样感叹，一边说自己“其实命真好的。”那几年他们厂效益不好，许多同事正在彷徨时，他果断地辞职“下海”了。“等别人下海时，我已经是一个拥有近百万资金的人了。”
凌老师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春节的变化时，他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人们拜年时说的话已经完全不同了，好多年没听到过的恭喜发财又开始说了，连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的主持人也祝全国人民恭喜发财。“的确，发财是那个时候人们最大的愿望啊！”凌老师说。
90年代关键词
旅游娱乐 团圆年饭进酒楼
迎接新世纪的号角在吹响，星城长沙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人们不出门也可以向亲朋好友问候了，一个电话、一封电子邮件，省去了往年拖娘带崽上门拜年的烦恼。原来春节期间早早放假的餐馆酒店争相推出年夜饭。而不少人干脆利用春节外出旅游，这使得本来就很紧张的“春运”更加吃紧，春节期间的长沙火车站成了新闻关注的焦点。
此时，赵先生的生意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他很快看准了汽车配件这个行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他可以说是长沙经营汽车配件最早的人之一。敏锐的市场意识和超前的经营理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使他真正成为了老板。这个时候的赵老板在春节过年时不再走家串户拜年了，而是打个电话或是发一封电子邮件。
当然，方老和凌老师也享受到了这种拜年的方便。而且，到了这个年代的末期，他们两个家庭也跟许多长沙市民一样，不再在家里吃团年饭，而是早早地选择合意的餐馆将团年饭订下来。如果行动迟了，好餐馆的团年饭就订不到了。“一家人非常轻松地吃过团年饭，然后就各忙各的去了，既热闹又省事。”方老说。
“1993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在家里吃过团年饭了。”赵老板觉得他这个家过年的气氛并不浓。每到过年，儿子一家三口就出去旅游。那个时候女儿虽然还在读大学，可也是吃过团年饭就不见人影了。剩下赵老板夫妻俩在家无事可做，他们便干脆也去旅游，1997年，夫妻俩去了海南，1998年，他们去了厦门，1999年，他们去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在这三次旅游中，赵老板夫妻俩印象最深刻的是1999年大年初五的早上在天安门看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许多人都和赵老板一样“激动得泪水往外直流”。但是，这三次春节旅游他们也并不轻松，“交通太紧张了，到处是人。”赵老板不无感慨地说。的确，记者翻看了一下上个世纪末连续几个春节期间的《长沙晚报》，发现有关长沙火车站的报道最多。
新世纪关键词
自驾车游 七天假期是休闲
随着汽车进入越来越多的星城家庭，人们发现自己驾驶汽车出去旅游要远比挤火车、赶飞机自由自在得多。一家人开着车，走走停停，春节也就在那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当然，更多的人们还是在长沙过春节，他们偶尔看看感兴趣的电视娱乐节目，看累了就去泡泡吧、上上网，或者找几个好友到附近的“农家乐”聚一聚。个性化的春节越来越为星城人们所接受。
今年1月23日中午，记者应邀去位于岳麓山下一个别墅群的赵老板家采访。刚走到赵老板家一楼门口，就看到一幅醒目的对联：平平安安过日子，欢欢乐乐迎新年，身体健康。虽然这幅对联实在是太普通，但赵老板却一再向记者表示：“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像我们家，实际上早把过年的概念淡化了，我们就当只是一次长时间的休息。”难怪，当记者走进这栋豪华别墅时，赵老板的儿子正在网上与人商议这个春节自己驾车去西安旅游的事情。“我们这帮人这几年都是开着车子在外面过的春节。平时大家做生意都很忙，春节期间放假了，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聚在一起增进友谊。说白了，我们这也是在休闲。”小赵老板说（他已经在1998年就成为独立门户的老板了）。
赵老板的女儿表示这个春节再不会像往年一样到处跑了。她说：“我什么地方也懒得去了……我今年春节就在家上网，顶多找几个朋友去泡泡吧。”而赵老板却想在这个春节自己开车去一趟郴州。“我这几年救济了郴州的8个学生，我想在春节的时候去看看孩子们，顺便也自己开车去旅游。郴州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很美的！”他边说边拿出给郴州那几个孩子买的衣服以及一些学习用品给记者看。
凌老师说他这几年春节基本上是在画画中度过的。他认为过年时人的心情好，利用这个好心情画画是最能够出好作品的。在竹园路的凌老师家，一进门就是他的画室，四周的墙上悬挂着他最得意的作品。看着墙上的奔马和引吭高歌的雄鸡，凌老师的春节过得别有一番风味。
而方老一如既往早早地订好了团年饭。这几年春节，他们家的团年饭都是在餐馆吃的。“家里老老少少加起来有二十几号人，自己做团年饭已经没那样的精力了。”方老说，年纪大了，过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国泰民安，“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自己和家人都有个好身体！”上个世纪60年代的春节，放鞭炮是一家人的主要娱乐。
资料照片万事如意
刘志红书狗年大吉祥
凌文虎作
本报记者 范亚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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