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的风风雨雨来到我们面前，骨木镶嵌风姿依旧，却在现今的审美观念前无奈转身，这世界多变，等待骨木镶嵌的又将是个怎样的未来。

　　命运

　　宁波的骨木镶嵌有着近350年的历史，清朝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宁波骨木镶嵌从木雕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美术工艺行业。骨嵌艺术和日用工艺品、民用家具装饰的结合，很快在民间成为竞相应用的热潮。

　　经过近80年的发展与完善，到了乾隆年间，骨木镶嵌的技艺水平已经相当成熟，与当时的扬州螺钿嵌、广东象牙嵌并驾齐驱。当时专业的骨嵌艺人已发展到百余人，在现在宁波的灵桥、药行街出现了许多大中型制作骨木镶嵌的工场。

　　当时的宁波凡有婚庆喜事，都是选购骨木镶嵌家具体现排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骨木镶嵌的家具来装点生活，甚至连皇帝也对此感兴趣———现在陈列在颐和园仁寿堂的侧殿（皇帝休息处），还有一对骨木镶嵌的八角方茶几，还有乐寿堂内的一对茶几，这是光绪十年，由宁波地方官进贡给慈禧太后的。乾隆年间是骨木镶嵌技艺日臻成熟的鼎盛时期，当时有人赞誉它的拼凑技术“天衣无缝”。

　　骨木镶嵌从形成的那个时期起，走过了昙花一现的辉煌，开始走上了命运多舛的道路。

　　1840年之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许多留存的骨木镶嵌精品流向海外，甚至一些欧美国家先后慕名来宁波抢购，致使一些工匠投机取巧不求质量的现象普遍，没有独特的造型艺术。同时，外国舶来品如沙发、铁床的进入，让宁波骨木镶嵌行业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制作工场逐渐关门，当时，只有江北外马路孙余生一家，勉强以出口生意维持门面，其他工匠只能依靠修修补补为生。

　　骨木镶嵌行业每况愈下，一些有才华的名匠迫于生计，只能到地主富豪家做活，而且不计工资，只管吃饭。在地主富豪们只求富丽的心态下，却也出现一些巧夺天工的作品，比如“千工床”。现存宁波天一阁的一张“千工床”，是清末宁波市西门外工商大地主张志田所用，这床花费了三年时间，仅雕刻一项就用了三千余工，绝大部分为骨木镶嵌。这张“千工床”集中了当时骨木镶嵌的技艺大成，是宁波骨木镶嵌的瑰宝。

　　到清朝末年，声誉渐低的骨木镶嵌行业已经不能列为独立性行业，只能依附于嫁奁业。

　　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给日暮途穷的骨木镶嵌行业雪上加霜，宁波市的骨木镶嵌行业几乎全部濒临停产，一些名匠无奈转行。根据《鄞县县志》记载：“宁波中式木器店门口，几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这是对骨木镶嵌衰落的真实写照。

　　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骨木镶嵌获得了新生。1953年，在宁波一个叫老龙湾的地方，成立了十几个人的翻簧小组，短短几年，逐步进行了艺人归队，拜师学艺，一些老艺人带出了一批心灵手巧的青年技术力量，他们成为1963年组建宁波工艺美术厂的技术骨干，当时美术厂生产中西结合的传统工艺古家具，均用来出口，虽然还是全手工操作，但已经开始了流水作业的分工合作。

　　目前已70多高龄的郑洪生先生，就是这批青年骨干之一。根据他的回忆，1964年，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宁波，在调查整理骨木镶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设计试制了几套示范性红木骨木镶嵌，在当年的春季广交会上，换回了第一笔外汇。

　　随后，工艺美术厂迅速发展，到1972年，员工扩展到500多人，当年年产值200多万元，利润达60万元，到了1988年，这个厂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400万元，产品发展到沙发、餐台、屏风、博古架、电视柜等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成套骨木镶嵌家具，这些产品以海外华侨为主要买主。

　　这十几年间，以宁波工艺美术厂为中心，辐射到慈溪、宁海等县城，总计从业人员为3000多人。这是宁波工艺美术厂的黄金时期，更是骨木镶嵌发展的历史契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杭州，观赏过骨木镶嵌沙发；第二年，宁波工艺美术厂设计的红木镶嵌作品，参加浙江省赴喀麦隆等四国巡展。

　　现代的骨木镶嵌技艺向世人展现卓约的风采，无法不提及高级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宁波工艺美术厂厂长的郑洪生以及其妻子、工艺美术师何月桂夫妻俩，他们从1958年开始从事骨木镶嵌设计。1973年，郑洪生与何月桂设计的红木螺钿镶嵌大地屏《群芳雅集》，送春季广交会展出后，被香港商人以10万港币购藏，并在香港著名游览胜地“宋城”长期陈列；1975年，郑洪生夫妇设计的《穆桂英挂帅》红木螺钿镶嵌插屏，参加全国展览会。而镶嵌挂屏作品《百美图》获得的荣誉，让这对毕生都献给了骨木镶嵌的夫妻备感欣慰———1983年，《百美图》捧得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希望杯”（创新设计一等奖）。

　　1984年，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孙骥年先生接任美术厂厂长，使工艺美术厂的创新作品不断获得国家级殊荣———他主持的《普天同庆》获得1984年的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希望杯”，1985年，花费五千余工的《西湖春泛图》博古组合厨，获得了当年的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金杯，这也是宁波市第一只获得国家级的金杯。

　　1988年，陆顺法先生和助手共同设计的《元宵灯市图》博古组合厨和《福禄寿禧》大地屏以及钱凤英先生的《大观园》地屏，在新加坡的“亚太地区第六届家具展销会”上，都获得了“大会新产品设计奖”，产品悉数被外商购得。

　　未来

　　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大部分海外老华侨的故去，从90年代开始，骨木镶嵌家具的外贸订单逐年减少。2001年，偌大的宁波工艺美术厂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少熟练的手工艺师傅纷纷退休或转行。

　　如今，家具的传统材料———木材面临着复合材料的挑战，且处于下风，大多数年轻人仅对红木家具充满了敬畏而已，现实中却去选择那些轻松随意的家具。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使骨木镶嵌技艺渐行渐远，这门技艺带来的荣誉，曾经让老一辈的艺人欣喜若狂，如今，如何传承这门技艺成了他们心头的痛。

　　“1960年到1970年，一起学习的年轻人大概有500多人，到现在仅剩50多人，其中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以修补为主，城市里面几乎绝迹。”60多岁的陆顺法先生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毕竟这不是活计了。”

　　在郑洪生先生的眼中，通过技术指导可以很容易地教会一群人，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学。他担心下一代会丢失这些东西，因此，他收集了许多工艺美术的照片，整理了许多有关于骨木镶嵌的资料。“有了专门的实物和专业的文字，也许这种保护会更全面和完整。”郑洪生先生说。

　　据他介绍，镶嵌因用不同的物料而有不同的名称，如木嵌、螺钿嵌、象牙嵌等，而宁波骨木镶嵌则用象牙或牛骨装饰人物面部、手部等裸露在外的肌肤，具有强烈的质感，使画面更加生动活泼，题材基本以吉祥的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为主，以此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骨木镶嵌从设计到完工，需要经过10道以上工序，而且要处处小心，否则前功尽弃。

　　现在，镶嵌在工艺手法上有手工和机械两种。“手工雕刻费时费力，但是手工的精细与个性不是机械可替代，”宁波老外滩的紫竹坊的坊主陈伟明说：“现代先进的数控机床、数控雕花机等也能雕刻出颇为复杂的图案，而且精确度高，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陈伟明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两种，一种成为商品，一种成为工艺美术品，“我认为用机械制作的作品只能称为商品，”陈伟明说，“如果要把骨木镶嵌当做一件艺术品来收藏，我一定会用手工制作的，因为感觉不同。”

　　机械制造骨木镶嵌作品，曾引起了宁波骨木镶嵌的老一辈们,乃至浙江工艺美术界的争议，焦点在于“传统的工艺美术是否就应该用手工制作”这一问题。最后他们认为，如果机械能够按照传统的制作工序来完成作品，这也无可厚非。这或许是忧心忡忡的老一辈艺人们的无奈之举吧。

　　但在陈伟明眼中，如果所有的骨木镶嵌都是手工制作，只会让这门技艺孤芳自赏，甚至失传，“适当制作一些机械骨木镶嵌的作品用于销售，扩大欣赏镶嵌工艺的受众面。”陈伟明希望改变这“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现状，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只有通过相对手工而言较为便宜的商品，让人们对骨木镶嵌作品有一定了解，开拓纯手工镶嵌作品的市场，才能调动老艺人们的创作欲望，这样有利于它的发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