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十冬腊月年味儿十足的时候,我就想起遥远的童年,想起农村故乡那些多姿多彩的故事,想起那时总也听不够越听越入迷的东北大鼓。
童年的农村故乡,是松花江支流八家河旁的一个小村落。在“大跃进”夹着“共产风”刚刚刮过,紧接着又来了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原本就偏僻荒凉的小村,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憨厚善良的村民们,也总是想方设法,把这个传统节日过好。刚过腊月初八,村里就来了个说东北大鼓的盲人先生,他背着三弦,吹着竹笛,由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路走来。早有好信儿的赶紧去告诉村里主事的人。经过一番商量,把要说的节目和具体条件定好,便安顿了说书先生。晚饭后,男女老少你传我、我传他,带着节日的欢乐,三五成群聚集到村东头儿刘姓大户的家里。南北两铺大炕坐得满满登登,后来的只好在地上站着。说书先生靠西墙面朝东坐,前面放一张长条地桌,桌上放一架小鼓,旁边放一块油黑锃亮的长方形小木块。说书先生虽然是个盲人,却十分幽默,他介绍说:这块木头,放在县衙的大堂上,那就叫县太爷的“惊堂木”,放在我这说书人手里,那就叫“穷摔”。说着,便向桌上“叭”的拍了一声,引起众人一场大笑。借这个机会,那领路的中年人怀抱三弦,调弦定音,准备伴奏。接着,说书先生咳嗽一声,说了几句江湖上的开场话,这才引出正题。先是朗诵一首“西江月”,内容我还大致记得:“远看动弹动弹,近看飘摇飘摇,不是葫芦不像瓢,咕噜往起一冒。这个说是狗肚,那个说是水瓢,二人打赌河边瞧,是个秃子洗澡。”这时,不知是谁,在孙老爷子的秃头上撸了一把,嚷道:秃子在这儿呢。于是,观众一阵哄笑,连说书先生也被逗笑了,忙说:不知者不怪,我是无意的。他还想以幽默赢得笑声,接着说:说书不说西江月,保证要长疥,一年长两回,一回六个月。又是满屋大笑。这时,说书先生又念了一段谦虚的道白,大致是:“进了腊月,欢欢乐乐,各位明公,压言落座,听我失目之人,白字具多,水词具广,笨刮掉字,喉咙哑嗓,恭敬一段哪!”于是,三弦弹出前奏,接着,说书先生就唱起了书帽“黄狼段”。后来上学读书时我才知道,这个“黄狼段”就是根据“东郭先生和狼”这篇课文改编的。再后来,读书多了,见得多了才知道,东北大鼓是民间说唱艺术,说与唱结合,说书人还要化出化入,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和故事里人物的性格特征,一会儿演男的,一会儿演女的,一会儿演老的,一会儿演小的,虽说是个盲人先生,描绘“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情世故,喜怒哀乐,无所不能,无所不像。真就让这些实实在在的农村人,看得两眼发呆,听得两耳入神。说书人还特别会“卖关子”、“吊胃口”,当说唱到故事情节高潮最热闹的地方,观众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的时候,便来个“急刹车”,“叭”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这时,村里主事的人便下来收钱,一角两角、三角五角的都行,多交的不限。我们小孩子们兜里没钱,便偷偷地藏在大人们身后,侥幸躲过一回。在清场紧张的时候,也会经常被清除到屋门外,也只好扒在屋外的窗台上,在窗纸上抠个小洞,偷听偷看,有时冻得哆哆嗦嗦也咬牙坚持着。
在饥荒最重,粮食最缺的那一年,听东北大鼓书的价格也打了折,无论大人小孩,不用交现钱听书,只记名字,过后,每人交了两把黄烟,每户招待说书先生吃一顿饭即可。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因受父亲影响,却早已成了听书迷,自然被记在名单之内,当说书人到我家吃饭时,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反倒对说书人格外热情,这无疑是为我以后听书开了方便之门。
东北大鼓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让我从小就懂得啥叫忠臣,啥为奸相;啥叫英雄,啥为贼寇,教我区分着正义与邪恶。时至今日,我与东北大鼓书的情缘始终不能割舍,只是再也找不到童年听东北大鼓书的那种机会,再也找不到那种心情和感觉了。(黑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