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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35个成员在维也纳以27票支持、3票反对和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欧盟方面提出的一项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此举标志着伊朗核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自然也是冲突更加尖锐的阶段。
伊朗核问题是2002年被曝光的。此后，美国多次扬言要将此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例如，2004年9月，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多次表态说将推动尽快把伊朗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对伊朗实施制裁。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到了2005年，美国转而积极支持欧盟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2004年12月，伊朗与英法德三国举行了首轮谈判。此后欧盟三国与伊朗展开了多轮会谈。
也就是说，在2006年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做出将伊朗核问题向安理会报告的决议之前，解决此问题的主要角色一直是欧盟，主要是英法德三国。美国从伊朗核问题曝光之初的主角位置退隐到后台，它没有直接参与为解决此问题进行的谈判。但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欧盟显然无法“摆平”伊朗。在欧洲与伊朗的谈判陷于僵局的时候，2005年12月，俄罗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该方案建议，俄伊两国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欧盟和美国对此方案都表示接受。不过这个方案最后被伊朗拒绝了。
由此可以看出，将伊朗核问题向安理会报告，首先就意味着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大国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欧洲三大国已经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权。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过渡期里，俄罗斯方案仍然不被接受，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也将失去。那么接下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主导权最终又将会转移到美国手中。实际上，美国在伊朗核计划曝光伊始就主张由安理会来解决。因为只有这样，一直与伊朗没有直接外交接触的美国才能够顺理成章地介入其中。而美国主导下的伊朗“核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核危机”。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美国手中，意味着这一问题更倾向于向着经济、政治制裁和军事打击的方向转变。有人认为美国目前不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理由是伊朗比伊拉克国土面积大、人口多，核设施更分散等等。但做出这个判断恐怕为时过早。事实上，目前显示出来的迹象是美国更倾向于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伊朗问题（而不只是核问题）。布什政府从“9·11”事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认为，对其安全的最大威胁“更多地来自于那些衰败国家内部，而不是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大国之间的边境”，“衰败国家现在成了全球通道，为疾病的蔓延、罪犯和恐怖分子的流窜以及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的扩散提供了便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的扩散提供了便利”的“衰败国家”，就是伊朗。在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中，解决伊朗问题一直就在日程表上。2005年12月11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国务卿赖斯明确表示改变大中东地区政权的现状是美国的“治国之道”，因为“它内部的政权引发的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2005年8月，伊朗新总统内贾德上台。就任伊始，这位总统就发表了一系列强硬讲话，比如“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被抹去”、“犹太人遭到大屠杀是谎言”等等。同时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愈益强硬。这些言论和动作激化了伊朗同美国和欧洲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问题报告给安理会，无疑被美国视作是最终解决伊朗问题的机会。如果布什政府仍然根据其一贯的更迭“衰败国家”政权的思路行事，那么，军事对峙就会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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