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余永胜

　　近来，美国涉外政策中的一系列动向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从赖斯的“转型外交”，到布什2006年的国情咨文，再到国防部近日提交国会的《四年防务评估》，都将美国涉外政策的基本面展现到世人面前。而这三大事件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中国的特别“重视”。赖斯“转型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外交资源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倾斜，而掌握汉语则被作为外交官获得升迁的优势条件之一；布什的国情咨文则特别提到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带来的挑战；至于《四年防务评估》，更是以空前的三个段落的篇幅，专门提到中国“最具有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正呈空前的上升之势。而对我们来说，这种“重视”的意义却又是非常复杂的。

　　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有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必然性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平衡作用不复存在，特别是，美国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美国的中国政策也是“打压”多于“利用”。然而，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政治与社会长期稳定，美国终于认识到，一，不管对美国来说意味几何，中国的崛起将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美国所面临的已不是能否阻挡住中国的崛起，而是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的问题；二，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重视中国”遂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政策基调。这以布什总统中美关系“重要而复杂”的表述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去年9月，被中国学界广为关注的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作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其核心内容就是在承认中国“重要”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引导”中国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应当说，美国政府“重视”中国，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加强的前提。但从理论上说，这个前提并不必然地导致两国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因为“重视”的另一个涵义，即是提高“应对”中国的力度。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对立国家尤其重视对方的“重要性”。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中东的巴以、南亚的印巴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也属于这种情况。

　　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言，近年来美国在不断强调中国重要性的同时，也明显加大了防范、围堵中国的力度。从加强西太平洋战区的军力部署，到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程度，拉日本入伙结成干预台海的联盟，再到阻挠欧盟解禁对华军售，直至规模空前的对台售武计划，等等，不一而论。而近来美国对印度、越南、蒙古的特别垂青，显然有超出双边关系的战略考量。这次《四年防务评估》特别提出了加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作战能力的具体措施，同时拟定了提高远程进攻能力的计划。所有这一切，无不是“重视”中国的表现。

　　大致来说，美国近来特别“重视”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中东型、印度型和中国型。具体地说，重视中东主要是基于防范威胁的目的；强化印度外交，则是正面内涵占主导因素，因为近来美国对印度的青睐是世人皆知的；而“重视”中国则意义复杂，既有加强中美关系的积极性的一面，也有防范中国的消极性的一面，其性质和意义介于中东和印度之间。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引导”中国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作为对华外交的重要任务。其实，“引导”外交不应成为美国的专利。我们也可以主动地“引导”美国，放大其“重视”中国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内涵。这些年，除了传统的政府外交外，我们逐渐开展并加强了诸如议会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商贸外交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对美工作。所有这些，对于“引导”美国朝着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方向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显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