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办学
黄爱民与贺正友的相交缘于创办衡阳市江南女校。贺正友说:“黄爱民看起来很老实,我们从未起过正面冲突。”
2006年1月21日,记者来到这所在高兴村锦绣山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江南女校,空寂的校园格外冷清,崭新的校舍和办公楼大门紧锁,一块写着“江南女校——塑造时代淑女”的广告牌倒于泥淖。
这所社会力量创办的学校成立时间不过一年半,招收了两届共126名学生后,惨淡收场。
记者了解到,江南女校的7名校董包括高兴村方面的董事贺正友、丁国财、丁平作,祁东方面的董事黄爱民、张富强、伍建印,以及中间人何素君。
“我原来在祁东县开了一家典当行,贺正友和黄爱民都是我的客户。贺正友向我借了50万元投资锦绣山庄,他要我介绍一个朋友把资产盘活,给我入股。”2006年1月24日晚,在衡阳市一家人声喧扰的饭店,何素君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何素君解释,2003年9月底,她介绍贺正友和黄爱民认识,最后,贺正友还了她32万,所欠18万元作为入股资金,“等学校盈利后归还”。
几次接触,贺正友、黄爱民、何素君三方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在高兴村锦绣山庄的基础上新创办一所名为“江南女校”的民办学校。
贺正友介绍说,锦绣山庄是1997年高兴村招商引资建设的一个占地90亩的观光农业。“我们刚来时,锦绣山庄是一个已经废弃的休闲娱乐场所,非常冷清。”何素君这样说。
2006年1月22日,高兴村村委会副主任丁国财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03年10月30日三方签订的《联合办校合同书》,该合同书显示:黄爱民以师资力量及行政管理经验、金霸王文武学校无形资产等作为投入,占江南女校51%的股份,担任法人代表和校长;高兴村以锦绣山庄的房屋、土地使用权、附属设施等固定资产作为投入,占43%的股份,高兴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贺正友任董事长;中间人何素君占6%的股份。这份合同规定,黄爱民负责协调江南女校的日常管理、教学、招生、人事、财务、后勤等工作,贺正友负责协调在办学过程中各部门、公共及周边村民关系。
江南女校的性质由此被认定为“联营学校的组织机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4年5月26日,江南女校通过衡阳市教育局批准。2004年8月16日,江南女校挂牌。
“江南女校实际上是一个股份制公司,挣钱大家分红,没挣钱大家亏。”贺正友反复强调。
同时,按照《联合办校合同书》,锦绣山庄各项房产、土地权属转移手续转入江南女校名下,归黄爱民、高兴村双方共有,双方各提供10万元作为前期办学费用。双方约定,后期投入其一可用学校名义或用原锦绣山庄等固定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其二是双方按所占股份追加投资。
合作3个月后矛盾凸显。
贺正友认为,高兴村曾分3次投入现金60多万元办学,加上被黄爱民等人变卖的锦绣山庄的钢材30多万,共投入将近100万元。“黄爱民其实没有什么钱,他真正入账的不过三四十万元,学校的事情都由他负责,我很少管。合作3个月后,我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些乱来,在外面随便挥霍,很多内容拿不出发票。如果他把钱都用到学校,也不会出现学校资金困难。”贺正友说。
黄爱民的哥哥黄礼光与何素君等人的说法截然不同。
黄礼光负责江南女校的部分基建工程,他沮丧地告诉记者,自己在江南女校建设上投入的180多万的建筑材料费和工钱至今仍未兑现,黄礼光反复念叨着“太后悔,去了高兴村!”
“黄爱民自己出资,还找他的亲戚朋友借款,投资改建学校、增加教学设施,现在学校已建设得初具规模。黄爱民有时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千万富翁。”何素君说。
2005年5月,由于资金困难,黄爱民忙于“招商引资”。高兴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伟龙告诉记者,黄爱民经常不在学校,电话也打不通,很多追债的人找到学校。
锦绣山庄的土地权属手续未办理。“2004年12月,雁峰区国土局告诉我们,交100万元可以把锦绣山庄这块集体土地过户到学校,但是我们发现,黄爱民的出发点不是办学,而是取得土地增值后的50%所有权,于是我们就停止办理土地过户手续。”高兴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伟龙解释。
张伟龙告诉记者,2005年5月22日黄爱民离开学校,到6月23日,江南女校出现学生没饭吃、拖欠教师几个月工资的情况。2005年6月28日江南女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贺正友、丁国财、丁平作、何素君4人参与了这次会议。高兴村方面向记者提供的一份会议记录显示:“江南女校招生工作面临瘫痪状态,法人代表长期不在学校主持工作,致使学校各项工作无法开展”。这次紧急会议的一个重要调整是“任命丁国财为法人代表,免除黄爱民江南女校法人代表”。高兴村方面集资10万元投入江南女校,高兴村村委会副主任丁国财主持学校工作。
而在何素君看来,黄爱民在主持江南女校工作期间,从未拖欠老师工资,2005年6月发生的拖欠老师工资事件时,丁国财已全面负责学校工作,故而老师的工资应该由高兴村方面负责。
2005年7月,高兴村和衡阳消毒公司负责人杨雅茹、台商郑丽香开始商谈有关江南女校的合作事宜,对于这次“引资”,张伟龙解释:“黄爱民办不下去了,村里财政也很紧张。”这个新的合作项目是后来引发一系列矛盾的“丝翠儿专业美容学校”。
我入了“空手道”的“连环套”
2006年1月21日,衡阳县看守所内,寒气逼人,隔着看守所的铁栏杆,在管教人员和记者的多方劝说下,黄爱民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细节:
“跟我第一次见面时,贺正友表示,‘我把几千万的资产都拿出来,你就用你的办学经验、师资力量等无形资产作为投入,如果以后办学资金不够,村里可以拿锦绣山庄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2003年9月,贺正友要中间人何素君邀请黄爱民到高兴村作客。2003年国庆,双方口头达成合作意向。半个月后,双方商谈具体合作事宜。
在资金投入方面,黄爱民表示,他在创办江南女校期间共投入800多万元人民币。“按照原来的约定,我可以拿锦绣山庄的资产向银行抵押申请贷款,但张伟龙一直跟我说土地证在换,土地证迟迟办不下来,直到8月份,我们资金跟不上时,高兴村才向当地信用社借款45万元,高兴村的投入总共只有55万元,我一直在找亲戚朋友借钱作为短期周转的资金,谁知道投进了无底洞,我入了‘空手道’的‘连环套’,当初如果知道要花这么多钱,打死我也不干!”
黄爱民说,他的投资使得锦绣山庄由一个闲置5年、破烂不堪的娱乐场所变为一所价值近3000万元的新型学校,几笔主要的投资包括:从2004年4月20日到8月,江南女校开始改建工作,他首先出了10万元筹备款作为学校发展资金,基建、学校宣传工作、增添教学设施等都是掏自己的钱,到9月份开学时,他一共花费了290多万元,所欠基建费有200多万元,其后借款也有200多万元。
黄礼光向记者提供了在黄爱民事发前,由江南女校出纳欧名昌签名的36张“领条”及5张《湖南省衡阳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记者粗略统计,共计人民币1948260元,时间从2004年2月至2005年6月。
黄爱民认为这笔款项只是他投资中的一部分。按照双方的协议,江南女校的财务人员安排是由黄爱民委派出纳,高兴村委派会计,“到了2004年5月,高兴村提出,会计由我派,出纳由他们派,我移交了出纳的工作后,村里的会计却不办移交,他们霸占了两个财务位置,我投入的很多钱无法入账。”
2004年8月26日,江南女校开学,首次招生90多人。到2005年6月份开学前,江南女校还有20万元的资金缺口,“我请高兴村想想办法,贺正友说‘村里不掏钱,谁有钱谁当老板’。我没有在正面场合中跟贺正友起过冲突,一直在争取机会。”
2005年6月28日的董事会召开时,黄爱民不在学校,“高兴村单方面提出更换法人代表,重新找投资伙伴。后来他们和新伙伴签订合同和展开的一系列工作都是绕开法人代表和大股东进行的,签订的是高兴村单方面的合同,而不是学校的合同,实际上是无效的。”
2005年6月底,高兴村副主任丁国财主持江南女校工作。“同时,他们对外打出‘招商引资’的旗号,跟人合股,我被架空了,贺正友安排我出去招商引资,学校的工作由村里抓。实际上是想绕开我,找另外的合作伙伴。”
大约在2005年7月下旬,签合同的当天早上,黄爱民与股东何素君、江南女校执行校长贾拾英3人同时去找贺正友,到贺正友的办公室时不到8点,“我们态度非常和气,实际上这次商量是一次非常不平等的商量,我在哀求他,‘为了考虑双方利益,我希望顺顺利利迎接开学,从学校整体利益出发,现在你与他人谈合作不合适。’贾拾英也表示,资金有缺口,村里也要想法。贺正友当时表态,‘学校继续按原来的方式办,还是由你担任法人代表主抓工作,村里协助你的工作。’但是到了下午,他们就跟对方签订了合同。”
7月30日,新投资方派出五六十人全面接管江南女校,“这时我正好招商引资在武汉,学校给我打来电话,我买了张站票连夜赶回,到我回来时,大门保安已更换。8月1日,一些人在撬我办公室隔壁策划部的门,我想阻止,五六个保安冲进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就报警,警方10多分钟就到了,湘江派出所为此曾3次出警。最后一个多月我根本不敢回学校,只能住在宾馆里。”
此后,贺正友让丁国财出面请黄爱民和何素君同来调解,这是黄爱民最后一次见贺正友,“根本没有吵闹的过程,大家很和气,贺正友攀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外面有人投资就让他投,投完让他走。’”
8月16日,就在“丝翠儿专业美容学校”挂牌的前一天,黄爱民和贺正友通了一次电话,“我跟他说,你们的手续没完善,希望你们慎重一点。贺正友回答,江南女校的牌子还保留着,让他挂,你明天不要带人来吵。”
“我一直是请求当地政府出面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为什么要雇凶杀人?”一直到最后,黄爱民都否认自己雇凶杀人,坚持认为自己一直愿意和贺正友“协商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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