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新颖

　　刚刚过去的2005年，有两部中篇小说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它们是宗璞的《四季流光》和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时间能够慢慢累积意义和价值，时间也会一点一滴地销蚀和侵吞生命。“生命的酒酿不断地一滴一滴消失／生命的树叶不停地一片一片飘落”，宗璞在《四季流光》中，借《鲁拜集》里的诗句发出悠长而感伤的喟叹。《四季流光》写五十年前四个女生，她们经历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在变迁中遭遇苦难和命运，到最后，在衰老和疾病中安度残生，而有的已经先行去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和社会强加到人身上的劫难和对于个体生命的摧残，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带着这种经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叙述也屡见不鲜。但是，文学怎样来叙述历史记忆和苦难，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勃兴，以粗糙、稚拙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创伤疼痛直接地反映出来，生命创痛的直接性表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不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性分析逐渐压倒了以个人遭遇来表现生命创痛的叙述，文学的文化、思想反思逐渐代替了文学表达的直接性，被称之为“反思文学”的潮流走上了主流地位。这一过程的得得失失，是不可用简单的发展进步观来论定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诚然巨大，个人遭遇的直接性、生命的血肉之痛，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刺穿却也无可替代。

　　《四季流光》写这四个女生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遭遇，并不多么用力于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相反多的是感慨，伤怀，是不甘心又无可奈何，是百感交集：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在这样那样的情形下，一点一点消失，走到了尽头。笔调温婉而忧伤，一句一句诉说着四季女儿，一个一个从“公主”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树叶越少，花也少叶也少，只剩个自己，而自己所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用柔弱的生命和生命的变化去直接面对历史和苦难，用生命尽头的感伤和感伤中的质问去直接面对时代和遭遇，似乎力量不成对比，其实却也可能造成力量对比的反转。

　　宗璞是1928年生人，《南渡记》写完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周岁，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去年5月，多年不出远门的她到上海来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宗璞作品研讨会”，我见了这位需要人陪伴照料的老人，虽是“文坛秀气”，却自有“秀气”的力量。否则哪里会拖着病体写四卷《野葫芦引》，“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写生命的伤痛。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丈夫死于车祸，由此开始了她的哀伤：“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就是这样开篇的。接下来是“我”为了排遣哀伤而旅行，在乌塘和三山湖遇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在这里，悄悄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就是，这个内心包藏着哀伤的人，没有只盯着自己内心的哀伤，她看见了别人的生活，看见这么多的人和事，看见了这么多人和事中的哀伤。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这哀伤差不多就成了广阔生活的基调一样的东西，它变得厚重、基本和普遍了；与此同时，个人内心包藏着的哀伤也可以散发出来，见过那么多带着生命的伤痛而生活着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一个人能够从本来可能压垮她的哀伤中自救出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重新获得，不是对哀伤的抛弃，而是哀伤转化为力量的结果。

　　迟子建是一个带着生活世界的生动信息和丰富能量而成就自己的文学的作家，而当她的个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后，她从这种不堪的不幸中走出来，也本能地依靠了广阔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力量。在这样一种伤痛中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看见”，我想，对她以后的创作会给予更为强大的支撑吧。

　　迟子建的朋友蒋子丹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了一篇《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知其人而评其文，那里面的意思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