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写朱子评论朱子行状这类的东东，没那个本事，而且这种迂腐的东西也不会有人看。只想把泼在朱熹身上的脏水略微清理一下。

朱熹和严蕊

　　这大概是朱熹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名的故事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八卦精神和八婆精神，向来是天下无双的。这个故事最早在洪迈的《夷坚志庚》中虚构：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虚构之一：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包养，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的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虚构之二：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的很明白，这首狗屁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乘坐高级轿马出入妓院的时尚青年。虚构之三：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作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了。

　　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税警交警衙役等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官家的库银就是他家的。唐仲友干的最有创新意义的一件事是官鸡勾结以残民，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包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关于名妓严蕊的伟大事迹，束景南教授考证的极详细。）呵呵，现代派的官和现代派的鸡，唐是一个贪官兼嫖客、文人又流氓的人物，在今日的中国似乎不难遇到。

　　朱熹的可恶之处在于不懂得做人要厚道，前后六次弹劾唐仲友，终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卖红薯了。

　　政治上学术上朱熹均是洪迈的大仇人，而唐仲友是洪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洪写《夷坚志庚》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在庆元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这一时间很值得关怀，因为这一年朱熹被政府封口，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在家中接受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迫害。此前洪迈主修国史时肆意篡改历史，被朱熹多次批驳，洪迈就在朱熹不能发声时来诬陷了。洪迈中伤朱熹，是必然的事，两人结仇很久。不仅是学术上有分歧，道德上也对立。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了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洪迈后来也使金，竟至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他早年依附汤思退（秦桧的亲信，秦死后掌权，延续了秦的那一套），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似乎也特别痛恨洪迈，在陈俊卿的墓志铭中直斥洪为奸佞小人，这样的墓志铭古今罕见。

沈继祖弹劾朱熹的真相

　　庆元二年十二月，沈继祖弹劾朱熹，其第六条有“诱引尼姑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而孕”的话。这是后人最喜爱引用的指责朱熹是伪君子的例子。但这完全是造谣，陈荣捷和束景南辩驳最为详细。其实这很容易想象。朱熹天资极高，年未弱冠就享有盛誉，宋人最喜爱写笔记，朱熹这样的名人（尤其还是个千夫所指的名人）作出出格的事，还不被人记入私人blog？但竟没有朱熹的糗事的记录，所有后世针对朱熹的诬陷，几乎都来源于沈继祖这个满纸谎言的弹劾。呵呵，有趣。

　　沈继祖弹劾朱熹是在庆元二年十二月（《宋史》本纪第三十七宁宗一），很凑巧，和洪迈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的时间相同。其时朱熹落水狗一条而已，没有任何反驳的能力。

　　沈继祖弹劾朱熹，其实是胡纮的稿子。《宋史胡纮传》载：“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纮)独稿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胡纮创作了朱熹的诸多糗事，但他升官了，不是言官不适合弹劾朱熹。恰好沈继祖因为攻击程颐升任言官，所以胡纮让沈继祖去贴这张大字报。胡纮和朱熹的结仇，非常可笑。“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朱熹一生贫苦，每天都和学生一起吃些粗茶淡饭，《朱熹传》：“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这纨绔子弟胡纮以为穷人家最少也应该有鸡吃有酒喝，朱熹给他吃粗米饭就是不近人情，最终报复了朱熹，人心之险恶如此！

　　沈继祖弹劾朱熹，称朱熹“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俺见过本朝哲人某某某某等的著作，言必称朱熹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剥削阶级的豪富。这是俺见过的好笑话之一。陈荣捷先生曾经“从朱子之家世,俸禄、穷困、印务、受与诸方面,考其固穷境况,以见君子固穷在我国历史上,少有如朱子者。”（《朱学论集》）。

朱熹的天理人欲

　　后世对朱熹批评最为激烈的，首推戴震。戴氏认为程朱理学将“天理”和“人欲”对立割裂开来，灭绝人欲，“以理杀人”，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对理学家的抨击，影响极大，有其合理之处。但理学家有没有以理杀人呢？陈荣捷先生的回答是理学家并没有以理杀人，也不主张禁绝人们的正常欲求。他说：

　　戴震痛击理学，一则曰理学家“如有物焉”，再则曰理学家以理杀人，三则曰宋儒主张绝欲。查理学家未尝言理如有物。清朝皇帝利用理学以责人而铸成残酷大狱则有之，惟理学家未尝以理杀人也。程朱之书，不见“绝欲”之词。朱子曾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此即是“明天理，灭人欲”，不外扫除私欲以明天理，非男女饮食之欲皆灭尽也。（《朱子新探索》）

　　朱熹所谓的“人欲”就是私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要求，朱熹所主张的，是抑制饮食男女不正当的私欲。饮食男女如得其正，便是天理而非人欲(人之私欲)。人的欲求若无节制，便流入与天理相对的人欲中去了。陈荣捷引用了大量朱熹自己的说法来证明朱熹并不主张灭绝人欲。如《朱子语类》中“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 但为外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食。......此道心之正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在俺看来，朱熹说的“天理”，首先是主要是指自然、社会及人类个体思维的法则或规律。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何谓“心之本然”?他说：“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自高明，但为物欲所累，故于高明有亏。”人们如果按照“天理”进行思维，亦即按照心灵本身固有的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则“心自广大”，即人心自能反映广大的客观世界，而且“高明”透亮，清楚无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为物欲所“蔽塞”所“系累”，那就不能按照“天理”，亦即不能按照“心之本然”，亦即不能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那就会走入邪门歪道。因此，所谓“心之本然”，就是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实际就是保持心的理性思维作用，既不为物欲所蒙蔽，亦不为感性知觉所干扰，从而能真正格物穷理，认识事物的规律或法则。这也是西方哲人们一再在朱熹的思想中看到的伟大之处。

　　“天理”，是大自然发展之规律，是社会伦理法则与道德规范，“人欲”是人类个体的欲望。在俺看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条普适的真理，在尽力破坏自然资源尽力破坏伦理道德的今日尤其难能可贵。虽然在这个社会，朱熹注定要被抛弃了。

朱熹与自然科学

　　今人多有把中国明清之际的愚昧与落后归因于朱熹的理学。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想当然的谬论。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更注意自然科学对一个国家的兴盛所起的作用。朱熹本人曾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究其原因，乃是朱熹的理学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李约瑟认为：“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在朱熹手中，中国的科学经过千年积累，到了破茧化蝶期，但那个质变一直没能出现。我们能归罪于启蒙者朱熹么？我们只能去责备那个扭曲与利用了朱熹思想的制度吧。

　　李约瑟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它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认为：“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 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 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莱布尼茨是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也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大概是受朱熹的影响，这也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启因之一。黄仁宇评朱熹：“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理一分殊”与“万物一体”的命题特别感兴趣。朱熹强调整体和个别的联系，宇宙总体与万物的联系，天地的总理与万物的理的联系。这种初步的原始全息相关的思想，被天才的莱布尼茨所认同与接纳，是很自然的事。

　　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认为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 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 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朱熹在贫病之中，在层层的政治迫害中，替中国人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他的祖国，他的思想被扭曲和利用，他被不断的批判。但在西方，通过莱布尼茨的传入，通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先贤的启蒙，朱熹的思想被有机的融入现代文明中。读史至此，俺只有付之浩叹。能责怪谁呢

　　中国事之所以糟，糟在太多人作圣人状。李耳先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幼时不知其含意，曾以鼻嗤之，而今渐渐悟出一点道理。盖“圣人”这种东西，实在稀少。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连孟轲先生都是“亚圣”——亚者，二流货也。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鼓励人希圣希贤的，等于赶鸭子上架，五千年只不过赶上了一个鸭子，便大喜若狂，自以为孔丘先生可上，人人可上，把中国人一个个赶得疯疯颠颠，灵性全失，真是一大悲剧。要是当初没有孔丘先生，说不定中国的文化到了今天，更会光芒万丈。现在形势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叹气也没有用，只希望别再有圣人出笼啦，也别再教青年人希圣希贤啦，能教他们做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自尊的人，就可以啦。圣人那玩艺，千万搞不得。

　　我想，教育的目标最好能简化一点，把人培养成一个人，不要培养成一头猪，不要培养成一条狗，也不要培养成一条狼，更不要培养成一个圣人。一旦想当圣人，或是被人希望当圣人，那就非花样百出不可。孔丘先生的若干代孙孔德成先生把女儿嫁给洋人，中国同胞大哗，柏杨先生也是大哗者之一，盖把他看成圣人之故。如果把他看成普通人，他女儿想嫁谁就嫁谁，谁都没有理由乱叫，也不会有人乱叫，这是圣人害了他。不过人间任何一件事都是利弊相连的，孔德成固有嫁女儿受攻击之弊，却也有他的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地悠哉游哉活下去，且到处坐首席而吃油大，致训词而讲儒学，教人羡慕之至。

　　用小民纳税的钱，养活孔丘先生的子子孙孙，这就是当圣人的好处。根据现在现象分析，生物学应该重新写过，孟德尔有三个遗传定律，而圣人不与焉，盖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不遗传。以柏杨先生为例，因看女人看得入迷，一不小心，头上碰了一个大疱，此疱准不遗传。想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子都明白，唯一的例外却是圣人：父圣人焉，儿子亦圣人；孙圣人焉，玄孙亦圣人。你说他不是天生的圣人胚，则他是个啥胚乎？怪不得有很多道貌岸然，要作圣人状也。

　　问题是，这种圣人的染色体天下只有一家。孟轲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道德也很高，而孔丘先生为了做官，坐轮船而乘飞机，走遍世界，见了权便要钻——如论及国家大义，他更有点差劲。在鲁国被逐以后，不去朝拜周天子，却周游列国，向洋人投效，幸亏没有用他，否则有朝一日，带丘灭鲁，冷猪肉还能吃乎？大概做官的心太急太躁，在陈国被人包围，几乎饿死，险哉。

　　起码孟轲先生没有闹过桃色新闻，孔丘先生却为了一个漂亮女人吃过瘪。《论语》有“子见南子”。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然而，孟轲先生仍吃不香，孟家的子孙现在跟普通小民没有分别。我们不得不建议，圣人之代代相传，以及强迫纳税人供养圣人的优美传统，应列为中国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观光游览。

　　　提起圣人，肝肠寸断，孔丘先生之后，孟轲先生拼命地干，前已言之，他虽没有惹起过公愤，被群众包围，几乎饿死，也没有跟漂亮女人纠缠不清，闹得向学生赌咒，但他仍赶不上孔丘先生。盖天下最厉害的是得风气之先，当天下各国都在讲强兵利甲之际，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调，虽当时被目为疯子，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但其学生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过了些时，皇帝王爷之类，发现他的那一套对统治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乃有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台盘，子子孙孙，吃着不尽。

　　孟轲先生混了一辈子，不过二流圣人，其他人更不说矣。孟轲先生以下又数千年，出了一个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说，十九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流故事——

　　台湾名女人严蕊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爱爱。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又气严蕊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里，计出心头，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妓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道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蛋，于是“坚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蕊女士着实有点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卖淫。

　　眼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蛋，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蕊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爱风尘，只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出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道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种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在《出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种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点毛病，绝发明不出来也。如果这种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身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干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子”，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出砸锅戏也。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 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朱熹崇尚个体需要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法规是相悖的。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顾炎武以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而清末的“乱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今日而言，考察个性自由与社会本体、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仍然是很微妙的事，我们或许还能嗅出几分朱学或王学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