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之所以能多次代表国民党及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除了他对当时社会及国共两党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外，也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有关。
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编者按：蒋介石肄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张治中民国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先后同学。但是张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郁郁不得志。开始，他由于自少景仰张骞、班超的为人，请求到边疆去，未得批准，却被派往安徽北洋军阀倪嗣冲部当见习官。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出走，投奔广州。这是他毕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此后，由于保定同学的关系，张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先后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
当时张治中正在桂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竭诚拥护。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蒋本想邀张到黄埔来，但是党代表廖仲恺考虑到桂军、滇军、湘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决策，不能仓促从事，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廖对张说：“桂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你暂时可不到黄埔军校来。”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张治中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张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襄赞指挥军事。这是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张治中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蒋复先后委任张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不久，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张被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一身兼八项职务。蒋对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这段期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拉得紧。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张和熊雄、恽代英、高语罕亦时多往还，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縻、尼拉等亦多接触。因此思想上、作风上颇受影响，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由于所处地位特殊而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同时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复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蒋利用廖案逼走胡汉民。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逼走了汪精卫。同年初，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并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至此，大权独揽，左右一切。同年6月，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遂任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口头上都称副官长)。这是个重要部门，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蒋还对张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张群)接替。”张高兴地接受任命，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华，深得蒋介石嘉许。
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树立个人独裁体制。这样一来，不可能不遭到武汉方面领导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谭平山、甘乃光、高语罕等的坚决反对，情势十分紧张。尤其邓演达、蒋介石之间如同仇敌，武汉方面反蒋空气至为浓厚，是年3月12日、15日先后两次举行反蒋讨蒋大会。张治中自感身在夹缝中，十分苦恼。
先是1927年1月间，蒋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遂电召张治中去南昌，一见面就指斥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张治中立即为邓演达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如您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蒋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张连答：“是，是。”
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如能到南昌面谈，一切自可冰释。”邓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一听，知道问题已十分严重，再说也无益，只好沉默下来。
到3月，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又急电召张治中往见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更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无可挽回，即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但邓是否同意不敢说。”张随即返汉，邓对张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事情演变至此，一切糟了。
当时，张治中的处境非常艰窘。要论政治主张，张应跟着邓走，但蒋是一贯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张不忍背叛他。反复考虑，无法两全。后来邓逼他表示最后态度时，张痛苦地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此时，蒋介石已率领军队攻入上海，随即占领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张治中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遂悄然离汉赴沪，到了蒋介石住处。当时许多人在座，陈铭枢亦在座。蒋一见张就说：“好了，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张在心灰意懒之余，请求出洋考察。蒋坚决不同意，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任务给你。”原来蒋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张负责。张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机构成立后逐渐扩充，成为军事训练总监和军训部的前身。
是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铭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作报告，引人注意。张在报告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引起纷纷议论。
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回奉化溪口，张治中获准出国考察。张行前去溪口住了一周，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旨在协助蒋总结过去，对蒋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条分缕析，指出其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认为颇有见地，但亦作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长沙大火，他当了蒋的“替罪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咄咄逼人，形势十分险恶。尤其在上海一带，日本浪人四处挑衅，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中国商店，日舰沿江游弋，登陆布防，无理要求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悍然发起夜袭，大举进攻。我十九路军将士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神圣的淞沪抗战。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十九路军愈战愈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上海增兵，在陆海空的立体战争中渐占优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是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回京，到达浦口，张治中往迎。张在寒暄后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答：“十九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藉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慨然说：“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马上下令，把散处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上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五军，由张任军长，迅速带领出发。
为了振奋人心，激荡抗敌空气，张建议蒋以全军统帅名义通电全国。蒋接受了，电文中有如下词句：
……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逼烧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旦，以救危亡!
张治中在2月16日由南京率领全军出发，行前于鸡鸣时写下遗书一封，遗书中说：
现在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特立此遗书，表示百折不回之决心。
在此之前，何香凝特意寄给张治中一信，并附来女士褂子一件，要张转达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信末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此诗充满爱国热情，张治中马上把信件和女士褂子传示全军将领，士气为之大大高扬。
战争是残酷的，从2月16日至3月5日的二十天中，张治中配合十九路军，经历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葛隆镇战斗三次艰苦的战役，歼敌无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牺牲亦大。但终因蒋介石本无抗战决心，和日寇谈和，订立了屈辱的休战协定。第五军和十九路军都后撤整顿，另调驻地。张治中仍一本素志，请求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张治中有鉴于“一二八”抗日是被动应战，事前又缺准备，损失太大。他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田中奏折”所定战略绝不会改变，为了未雨绸缪，向蒋介石建议，请划分全国战区，分头准备。蒋同意，交给林蔚草拟方案。经过研讨决定，分别设置四大战区：河北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山西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沪、宁一带初设警备区，由张治中负责，“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广东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以后战事扩大，又增设第五至第十二战区。
中日如再战，淞沪仍是主战场，而沪宁警备区应是战争重点区。蒋介石有意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张治中，是重视他的才华和经验。张得令后，马上组织精干人员，先后在南京、苏州秘密设置备战机构，自己把中央军校的日常工作交给别人，全副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在这段期间，张秘密派遣干员前往宁沪各战略要点进行调查设计，对兵力部署、防线设施、指挥系统、兵源补充、后勤供应、舆论准备、群众组训、军民合作等，都有严密、慎重、具体的计划，整个作战方案基本定下，并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切在积极进行中。
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忽然霹雳一声，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南京政府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在南京借口拯救蒋，演了一出戏中戏。除派出大批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外，还组织了三路大军西出潼关进攻西安，还急电在苏州的张治中，请他指挥三路大军中的一路。张治中当即坚决拒绝，反对以武力解决事变，并且马上乘车驰返南京，联合志同道合者进行反对。他深知如照何应钦部署去搞，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危难之际，反映了他对蒋的忠诚。可是，尽管他力竭声嘶地反对，何应钦还是一意孤行，军队迅速西开。幸好得到共产党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才转危为安，脱身返回南京。
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东北伪政权出笼之后，日寇更是咄咄逼人，战争危机一触即发。张治中根据上海敌情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并提出，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决定。蒋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不久，日寇在芦沟桥点起侵略之火。上海方面得到情报，知日寇在各哨所增加兵力，在屋顶架设高射炮，各据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和南翔试设炮位，撤退侨民，扩充义勇队及在乡军人，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至上海，在浏河、吴淞间控制军舰十余艘，对各海口实行封锁。张治中判断日寇即将动手，于8月11日下达命令，各军师立即向上海预定防区进驻，在12日晨全部进入上海，行军机密迅速，如神兵天降，上海市民惊喜交集。张的部署是在13日拂晓前全面出击。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力量对比，我军确能按原定计划一鼓作气将日军全部赶下黄浦江去。无奈蒋介石犹豫不决，误信外国使团的调停，三次下令不许进攻，贻误戎机，功亏一篑。
张治中参加的两次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也显示了他个人的风格。
张回后方休整了仅一个月，蒋介石就派他充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不久，又派为湖南省主席。蒋的着眼点是，抗战将旷日持久，日军将沿长江而上，湖南成为后方重镇，非有分量、有威信的干员不足以胜此重任，张治中也就欣然接受。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遇到一件不幸之事，就是长沙大火。
原来，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长沙暴露于敌前。形势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很久，在座者很少插话。最后，蒋向负责交通的人问：“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即使是空车也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了。倒上煤油，所有的东西全烧完了!”蒋又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回答，蒋随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别让敌人来住!”继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蒋的话不但是下命令，必须执行，而且起了统一认识、煽动、动员的作用，使在座的人都认为焚城是天经地义的事。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事实上是新河)，既未请示批准，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为重点。张治中到侍从室就是担任第一处主任。蒋对张的任用是非常重视的，而张也确实不负所托，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处处表现得好，深得蒋的欢心。
由于工作关系，张、蒋两人每天在一起，蒋对张极为信任，重大事项，当面一商量，马上执行，举几件突出事例为证。
1939年秋，日军在广东钦州登陆，越过十万大山攻取南宁，然后回兵扫荡攻占昆仑关要地。国民党兵力并不少，但作战不力，结果全军大败，国内震动。蒋介石为此亲临柳州，在郊区大石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陈诚、白崇禧、林蔚、张发奎、梁寒操和总司令、军、师、旅长等四五十人。张治中认为，此次失败主要在将不用命，士无斗志，为了挽回颓势，必须整顿军纪，严明赏罚，因此约会陈诚、白崇禧、张发奎、林蔚等，建议他们在会上作出检讨并自请处分，从白、陈、张起到总司令、军、师、旅长，或降一级，或记一过，或革职查办，或交军法审判，开列名单，送请蒋介石定夺。蒋认为很好，当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士气为之大振。蒋再次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在昆仑关打了一个胜仗，夺回据点，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及以下四千多人。“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在全国先后设置十二个战区。单位多了，大本营直接指挥多有不便，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天水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分领若干战区。但是实行结果，感到指挥难通。首先，军事指挥多一层次，命令到达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效率。其次，行营原是委员长派出机构，作战时，一方面代表委员长指挥军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根据下级要求向大本营提出申请，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第三，蒋介石指挥军事往往直接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层次即多一手续，难于适应。因此，张治中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蒋经慎重考虑，同意照办。
蒋介石向来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又要兼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您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蒋说：“你说的是，可是找不到适当人选。”过了没多久，蒋亦感到不方便，就辞掉了。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治中看了，深深不以为然，向蒋劝阻说：“您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怎可以兼一个事务性的小单位的局长?太不成体制了。如果您认为这个单位重要，非有分量的人充任不可，还有参谋总长嘛。”蒋说：“好，那您去征询何应钦的同意。”开始何应钦表示不愿意兼，张对何说：“如果你不兼，委员长要自兼，你也不好意思。”何无可奈何才答应了。后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张心下深庆蒋没有兼，否则威信受损，还招来烦恼。
张治中与蒋介石关系之密切，还表现在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面。
有一次，大概是1942年吧，在黄山蒋的官邸举行军事会报，张治中慷慨陈词，直言不讳说：“当前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党内外到处充塞不满的呼声，如继续每况愈下，前途将不堪设想。”又说：“目前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一般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已到极点，主管无法解决，行政院尤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会后出门，何应钦拍拍张治中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1942年2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
新四军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于右任愤然地说：“他(指何应钦)欺骗了我!”张冲说：“这使我无脸见人。”连孙科都表示忧虑。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则通电反对。黄炎培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美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表示要蒋停止国内冲突。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自知理亏，于是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访周谈了几次，首次表示歉意说：“这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影响两党团结和抗战大业。”周恩来严正地说：“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不是蒋所说的‘问题很简单，事件也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方式是突然袭击。问题是很严重的，怎可能不影响两党关系?”张说：“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平解决为好，希望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周说：“从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来看，国民党此举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对这个反共投降大阴谋，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加以制止!”反复商谈多次，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要求：(1)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2)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3)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4)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5)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6)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张治中抄报蒋介石，蒋悍然置之不理，谈判遂中止。
自此以后，国民党反共气焰虽甚嚣张，但双方的谈判仍在不断进行。到1942年秋，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来重庆参加谈判。林是黄埔四期，张治中的学生，蒋介石就指派张治中负责。张和周恩来、林彪对谈，谈了八个月之久，周将最后意见四点抄给张，张转报蒋介石：(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个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3)陕北地区，照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在张治中看起来，中共所提条件相当宽大，如确具合作抗日诚意，应予接受，随着这一条款的执行，两党摩擦有可能终止。无奈蒋介石及其属下坚拒，和谈又一次中止。
到1944年5月间，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到重庆继续谈判。蒋介石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参加。谈判时间由5月至10月底，地点由西安到重庆，过程遥长、曲折而又艰苦。最后林代表中共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等主张，蒋介石一口拒绝，和谈又一次失败。最后仅由张治中、林祖涵二人在国民参政会分别作报告，诉之于社会公断。
到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表示愿调解国共两党争端。国共双方同意。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当时代行政院院长，亦有时参加)，加上赫尔利，从11月谈至1945年夏，双方互提条件。关键在于蒋介石坚持不肯立即结束党治；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须通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立；拒绝中共派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等。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两党谈判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到重庆，却把和平谈判推上了第一个高峰。
先是1943年夏某一天，蒋介石电约张治中往见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蒋立书一亲笔信给毛泽东，发出邀请。信由林彪带返延安，但杳无信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热烈庆祝，张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目睹两党关系已恶化至极点，内战一触即发，因此向蒋介石旧事重提，请再次发出对毛泽东的邀约。蒋立予同意(按：事后知吴鼎昌亦有同样建议)，连发三电，毛泽东欣然同意。蒋介石于是派张治中做代表会同赫尔利坐专机到延安迎接——这是张治中一到延安。
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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