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最近一期《财经》杂志的报道，2005年轰动一时的“哈医大二院500万天价医疗费”一案，仍会以“一个管理混乱的无良医院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榨取患者血汗”的印象留在瞩目者心中。

　　但事实远非此前大量媒体披露的如此简单。当风波过去近半年，更多真相或者内幕被展示出来时，我们发现此前简单指向医院的批评需要更多反思；患者家属在事件中的行为需要重新认识；宝贵医疗资源在“钱权”霸道背景下的混乱配置需要抨击；舆情在真相未明情况下的激荡澎湃需要拷问。而所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再认识和反思，都将使我们通过这个个案更深切认识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难。

　　许多重要的事实被此前的报道所忽略，而《财经》将这些事件拾起并还原了故事的真实逻辑。事件的主角翁老先生在转入哈医大二院心脏监护ICU（重症监护室）已患有恶性淋巴瘤一年有余，而且是晚期，同时还患有严重的肺心病，从医学角度而言已不幸处于生命的终末期。ICU的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而且哈医大ICU起初也并不同意病人转入。但最终翁先生长子翁强通过北京的专家与医院有关负责人打了招呼得以使翁老进入了ICU。通常，危重病人在ICU的时间也就是几个小时或半天，而翁老在仅有12个床位的ICU中，接受治疗长达2个月。

　　从住进ICU开始，即使是翁强自己请来的专家也认为病人的抢救意义不大，但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为此，在67天的时间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为翁老进行了100多次会诊。其中，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不仅常驻哈尔滨两个多月，还调去了科里的其他大夫和ICU护士长。

　　据《财经》杂志的报道，翁老先生从高干病房转到ICU的过程中，“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保安沿路为病人开道。众多的专家名医，因为“不比明星出场费低”的劳务费，而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甚至离开北京入驻哈市近两个月。

　　卫生部本来明文规定“自购药品不能带入医院”，但在翁案中，哈医大二院对家属自购的27种高价药给予默许。

　　在这样一些鲜活而之前被忽略的事实面前，人们要问：翁老先生是否应该进入ICU？20多位专家是否应该为一个处于生命晚期的病人如此耗费医疗资源？如果不是翁家像给“出场费”那样豪阔出手，这些专家是否应该呆在各自岗位为其他病人服务？而这些专家接受的钱财究竟多少？是否合法？交了所得税吗？市场游戏规则下“钱权”是否可以任意主宰医疗资源流动？这些还仅仅是这个个案浮出水面的部分事实，医疗常态中，还有多少看不到的交易和潜规则的力量，在影响和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

　　在此前诸多媒体对这一事件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大多数媒体对事件的关注都集中在“500万”的天价数字、“一天输血94次”这样的眼球刺激点上。这种简单将矛头单方面指向医院的报道和理解模式仅仅可能会有“痛打落水狗”式的报道快感，但缺少了对事实真相更全面的探求和事件意义更深刻的反思，并无益于真正解剖医疗体制弊端。

　　“天价医疗费案”的发生，无疑是荒诞的。一场荒诞，如果能真正唤醒人们对荒诞的认知，让荒诞不再发生，才是它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