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敏　通讯员　李薇　陈林深圳状告者朱建国索赔8000元有何依据？巴老已逝，为何仍有继续做主编的广告？《收获》的征订广告是否涉嫌虚假广告？本报前天报道了深圳读者以“巴金继续主编《收获》涉嫌欺诈”状告该杂志社和深圳市新华书店一事后，引起了广泛反响。有的读者表示支持，也有一些读者表示不理解。

　　索赔似嫌离谱　读者表示质疑

　　一位深圳市民打来热线电话说：“这样的诉讼有点小题大做，炒作意味太浓了。”也有人质疑，索赔8000元是否有依据？对此，朱建国解释，索赔精神损失费3000元和经济损失5000元并非信口开河乱要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对于精神损失费，原本只打算象征性地要求赔偿一元损失，但考虑到这样的赔偿即使胜诉，违法者在经济上并没有损失，反而耗费了原告大量的精力与物力，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类似的维权行动的效力打了折扣，于是提出了30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请求；而5000元的经济损失赔偿要求，主要根据如下，在与《收获》杂志社交涉的这段日子里，《收获》杂志态度一直傲慢，网上反对意见者言辞偏激，使得自己时常失眠，身心俱疲。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本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参照其以往的工作收入状况，加上购买杂志的费用，以及拨打长途电话的费用，索赔的金额完全合理。

　　刊登不实广告　被告解释缘由

　　罗湖法院已于2月7日受理此案。但昨日深圳市新华书店和《收获》杂志社两家被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尚未接到传票。至于为何巴老已逝，仍然有继续主编的广告？《收获》杂志社程永新副主编说，按照我国报刊发行的惯例，每年的九、十月份是下一年报刊杂志征订的关键开始时期，所以一般的报纸杂志都会在此时推出自己下一年的征订广告。印有“巴金主编”的2006年《收获》杂志征订广告已经在2005年9月份印出，在2005年9月出版的《收获》杂志2005年第五期中已经有这样的征订广告了。朱建国在2005年12月购买到的11月25日出版的《收获》杂志2005年第六期中的征订广告，也是9月份统一印制的，而当时巴老还没有去世。在巴金先生去世以后，为什么杂志没有及时更换征订广告呢？程永新解释，由于杂志的内容已经事先基本做好，而巴金先生的逝世又来得突然，于是及时增补了“纪念巴金先生”的内容。至于更换已经印刷好的征订广告，时间和条件都不允许。程永新介绍，事实上在巴老逝世后，《收获》杂志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上级对新主编的任命。直到2005年12月底，上海市委宣传部才通过上海市作家协会提出任命“李小林”为《收获》杂志的主编，任命的正式文件是在2006年1月才下达的。杂志已在2006年的第一期中标注了“主编：李小林”并在杂志中发表了相关的声明。

　　是否虚假广告　专家看法不同

　　《收获》的征订广告是否涉嫌虚假广告？朱建国有无胜算？专家看法各有不同。上海民间维权法学家顾则徐认为，纯粹从《消费者协会保护法》和《广告法》等法律角度来讲，朱建国有可能胜诉。《收获》的答复无法成立的。从事实上来看，2005年第六期《收获》杂志已经刊登出了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而刊中的征订广告对2006年杂志仍标注为“巴金主编”显然说不通；从商品销售的角度来看，杂志也是商品，商品生产者自身的困难不能成为影响商品质素的理由，同样，杂志社当时的时间、条件困难也不能作为出现如此广告的免责条件。也有专家认为，“虚假广告”言重了。深圳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钟老师认为，虚假广告是指广告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从朱建国的诉讼请求来看，《收获》杂志的确在其2006年的征订广告上存在疏忽，可能希望利用名人的影响力扩大杂志的知名度，对读者来说不太负责任，但如果界定其为“虚假广告”也不太确切，因为杂志社不存在恶意欺骗行为。《收获》杂志社在此事中存在着“广告失实”的情况。但就此界定为杂志社发布虚假广告，则有些言重了。（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