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冰

　　“各地的社会救助能力与求救需求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建设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工程方面，应当说，政府的努力还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在刚刚结束的吉林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伍龙章关于“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增强社会救助能力”的社情民意，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半个月前，吉林艺术学院大二女生刘璐，欲“嫁人救母”———吉林省四平市的刘璐，父母离异，为供其上大学，家中早已卖掉住房，其母栖身于老年公寓，四处打工为生。4个月前，刘母发现患上尿毒症，无钱进行血液透析，22岁的刘璐求助无门，含泪出此下策。

　　两个月前，同属吉林省四平市管辖的黎树县农民刘福成，亦因救治病女无路，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6位富豪公开发出求助信，由此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虽然刘福成为父之情可悯，几位富豪慷慨解囊之举可感，刘女得救病情好转可喜，但问题的实质，正如多数人冷静过后的理性思考：对富豪来说，他们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依法纳税，而政府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为国民服务，其中包括为刘福成这样的穷人解除后顾之忧。

　　穷人的“救命稻草”，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富豪，刘福成的无奈之举，凸显的是“社会保障和慈善救助制度的缺失”。“应建立健全各项社会救助制度，比如：由政府出资设立救助医院，让低保对象和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人群到此就医，医疗费减、免、缓。”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吉林省委主委伍龙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社会救助工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应占主导地位，但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对此认识不足。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社会救助在覆盖面、资金规模和保障水平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社会救助经费并没有跟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任何国家的行政经费都没有我国多，我国用于公共财政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还很低。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拥有豪华公车、豪华办公楼，每年花大量纳税人的钱用于差旅费、招待费、吃喝费、会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社会上出现了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有大量亟待社会救助的人群得不到政府应有的救助。”伍龙章认为，政府必须认真厉行节约，大大缩减行政开支，努力提高公共财政比重。与此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开放社会救助渠道，组织和动员社会自身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和个人出资从事社会救助事业，建立“爱心基金”，逐步形成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长效有序机制。

　　缺乏法律保障，也是我国目前社会救助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伍龙章指出，目前，社会救助在许多环节上还无法可依，一些制度上的漏洞，使得当获救助的无法获得有效救助，而一些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却能利用制度漏洞获取不正当利益。伍龙章呼吁国家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和严格的责任规范，有效规范政府的社会救助行为，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通过立法对各类需要救助的人员进行严格界定，确保那些因各种原因导致基本物质生活陷入困境，而自己又无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能够及时得到社会救助。

　　“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在为和谐社会编织一道牢靠的安全网。对困难群体的扶助，必将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这也是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成果的有效方式。”伍龙章建议，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法律救助为主体，以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尽快构建起强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工程。

　　本报长春2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