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2月12日电　2005年1月17日，哈尔滨市呼兰区的198名农民工奔波了1000多个日夜终于拿到了血汗钱。

　　2000年春，经人介绍，呼兰区的198名农民来到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建筑工地打工。头几个月，承包方还能按进度给他们发工资，但到了工程快要竣工的时候，每个月就只借给他们生活费了。工程竣工后，他们近200万元的工钱分文没拿到。

　　这些农民工选出部分代表留守工地索要工钱。他们首先找到了包工头，包工头却一脸委屈：“建筑公司没给我钱，我也没有办法。”随后，他们找到了工程的承建公司。建筑公司的经理告诉他们，开发商还没拨付工程款，他也没钱给他们发工资。

　　这些朴实的农民工被支来支去，在城市里游荡了一个月。当他们听说劳动部门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此事，便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劳动部门，但劳动部门的回答却如当头一棒：因为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予受理。在此期间，他们中的一个人患上疾病，加之讨薪无门上火，不幸病死在工地。

　　后来，他们找到了律师，希望可以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但是律师的回答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人要收取5%的代理费。这样一算，他们这100多人要收取6万元的代理费，预付费用至少也得1万元。“工资还没到手，上哪儿去凑这笔钱？”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干脆自己到法院去告。

　　到了法院，立案厅的工作人员说，立案费按标的额的4%收取，地方财政另收8%。而且还不能集体诉讼，只能一人一告。立案7天，送达举证期30天，一审6个月，二审3个月，一年内能审完，还不知道胜负，就算胜诉，执行回工资还不知到啥时候。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4年过去了，这些农民工的努力依然是打了“水漂”。直到2005年，他们找到了省法律援助中心，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两名律师，先后和相关单位进行了100多次谈判，才帮这些农民工拿到血汗钱。

　　调查

　　不依法行政制约农民工维权

　　像上述这些农民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权益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因为资金问题，我省法律援助的范围还比较窄，很多需要维权的农民得不到援助。

　　记者在采访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张海燕时了解到，前不久，我省齐齐哈尔市农民工王建民惨死于北京医院，但是，我省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未能提供相应的援助。张海燕无奈地说，作为一个法律援助机构，他们很想为家乡人撑撑腰，为家乡人提供一些法律援助。但是，我省法律援助机构目前的援助范围还不包括医疗纠纷的范围。

　　张海燕介绍，目前，我省共有近150家法律援助机构，每年受理的维权案件中，70%都是农民维权。其中，土地征用、工伤、劳动报酬占大多数。但是，目前，我省每年投入的法律援助资金还不足400万元，平均每起案件的援助费用在200元～300元之间，远远低于每起案件700元～1000元的平均成本，有的援助律师还要自己掏腰包。而且，我省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残疾人等，农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落实到农民身上的援助资金又少了一部分。

　　他告诉记者，国内法律援助开展比较好的省份是上海、广东、辽宁等地，其中，广东省每年的法律援助资金达到了3000万元左右。很多省份的法律援助范围都包括医疗纠纷、交通肇事等，范围很广，但我省由于资金不足，无法拓展援助范围。

　　为让弱势群体打得起官司，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关于贫困人群打官司的优惠政策。2005年，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还专门给我省的14个贫困县，每个县援助了1万元的资金。国家还直接给我省的县一级法律援助拨专款150万元。这些措施，都使农民维权的环境更加宽松。

　　但是，很多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往往存在人治观念、特权思想，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导致了相当多的政府部门侵犯农民权益并多方干预司法，致使农民维权阻力重重。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绥化市的一个农民到外地的一个金矿打工。工作中，他右腿断了，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但是，单位拒绝付给他全部医药费和赔偿金。他找到了劳动仲裁部门，但2年过去了，劳动仲裁部门不予立案，还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由于仲裁委员达不到人数，不予立案。

　　点评

　　加强司法监督

　　创造维权环境

　　政协委员会常委杨延波说，农民打官司难，其实是农民弱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非常分散，各种协会还处于发展初期，大量农民工仍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这使得农民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去应对法治时代的挑战，其力量必然是软弱的，成本必然很高。而且，司法机关因自身经费不足，导致诉讼费用偏高，甚至要当事人出钱去执行判决，实质上是当事人在替法院分担费用，这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也与我们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目前国家从政策上，已经注意到农民的维权问题，也相应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个别工作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定的偏差，影响了农民的维权。

　　民盟黑龙江省委也提出，让司法过程处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下，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也有利于减少农民的综合诉讼成本，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司法腐败是造成农民打官司难的重要原因。一些司法腐败案件揭示，某些法官之所以敢于“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审判吃执行，正是利用了司法过程的不透明性，在当前法官素质还有待提高、司法腐败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强调监督和透明。

　　此外，委员们还认为，很多农村纠纷，如婚姻、家庭、继承、赔偿、邻里纠纷等，通过熟悉村情民意的有威望人士的调解，依靠道德、习俗、经济等非法律手段，完全可以得到快速的解决，这样既降低维权成本，又发挥了很好作用。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民间调节员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第一道防线”，其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拓展和加强。充分挖掘农村传统资源，积极发挥我国特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村民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中有威望的一些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