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无疑是属于郭徳纲的。虽然他没有上春晚，可是打出了可以和赵本山相比的人气，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听到他的声音。相声已经沉寂得太久了，我还记得差不多十年以前，倪萍主持中央电视台文艺评论性节目《文化访谈录》的最初一期就曾大张旗鼓地讨论相声的危机问题。或许这个节目早就被遗忘了，可是直到今天，相声衰落的趋势也没有扭转。郭徳纲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相声终于又“火”了。但春节过后，大家突然发现他的强烈的剧场效果未必能在电视里重现。剧场里放纵的笑在屏幕上却没有机会展现,人们惊奇地感到被口耳相传、无限吊高了的胃口，并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满足。于是，大家又感到了疑惑。郭徳纲真的名副其实吗？

　　其实，郭徳纲可能并不是我们习惯上期望或想象的人物，他并不可能来“振兴”相声的电视形态。他并不是姜昆、侯跃文之后的另一个我们意义上的“新人”。如果这么理解郭徳纲，我们也就可能错过了郭徳纲提供给我们的新的机会。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郭徳纲并没有那么有趣，正是因为郭徳纲真正回到了相声的老传统，回到了相声最早与市民观众相联系的“俗”的鲜活魅力之中。郭徳纲的剧场演出效果一面来自和当下观众密切的、即兴的互动；另一面来自种种从当下日常生活中随意抓取的片断。其有些内容未必能登电视的大雅之堂，但却是生活中人人都可以体会的趣味。于是，郭德纲就让不大的剧场成了狂欢的场所，台上台下，热闹成了一片。这其实都是相声的真正的传统。

　　相声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传统文化，它尽管有可以追溯的老传统，但其形成今天这样的形态是和现代都市的市民文化连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新的文化娱乐的类型。没有现代市民生活的“俗”，就没有相声的趣味和活力。相声天然是和市场环境下的“俗”相联系的，是一种没有多少深意却让人开心一乐的日常消遣。相声虽然也讽刺，但并不是匕首投枪；相声也批评，却并不是新文学式的深刻反思。相声其实处理的是世俗日常生活平淡无奇里的趣味，现代人没有传统的迷信和严格的礼俗，所以除了工作，还有许多空闲需要消遣，相声其实就应运而生。

　　但一百年来中国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悲情，使得这种趣味显得似乎不合时宜。所以，相声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自己“雅化”的过程。如从后期的侯宝林到马季再到姜昆，相声走的都是这条“雅化”的路子。相声一面寻找自己的重大文化意义，一面追求教化和启蒙作用。相声也开始为宏大的目标服务。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种“雅化”的相声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就是伴着这样的相声成长的。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在广播里听马季关于坦赞铁路的相声和侯宝林关于“种子迷”的相声时的兴奋。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笑已经够陶醉的了。八十年代以后，相声在姜昆等人的努力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渐渐达到了“雅化”的高峰。像《虎口脱险》，我以为就是“雅”的不可再现的杰作，类似荒诞派戏剧的结构，复杂微妙的寓言，都让这个作品像是现代派的小说。但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九十年代以后相声的“雅化”面临困局，却认为进一步“雅化”和追赶新的年轻人的时尚才是解决之道。于是像用“网络”资源的相声等等都出现了，但都不受欢迎。这里根本的原因是相声还想启迪众人，但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比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不会低，也更时尚，相声想说的他们更明白，大家都远远比相声“雅”得多，追其实是追不上的。相声追求的大意义今天都市里的白领谁不明白呢？于是相声二十年来一直呈现衰落的趋势。

　　人们奇怪“钢丝”里最多的却是都市“白领”。郭徳纲的不可思议之处正是在于他回到市民传统和日常生活的趣味，却以他的“俗”恣肆的吸引力吸引了在都市生活里已经太“雅”的“钢丝”们。他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活压力其实很大，根本没有一个开怀大笑的机会，于是郭徳纲实实在在的“俗”，意外地给了他们袒露自己、敞开自己的机会。好像有些“粗”和“俗”的趣味却显得格外鲜活，如同所谓“原生态”民歌一样，用大“俗”接上了雅。于是郭徳纲“火”在了剧场里，成了网上口碑塑造的“文化英雄”。他其实并不合适在电视里表演，而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比其他相声演员“俗”。

　　其实“俗”并不坏，许多当年“俗”的后来都是经典。《诗经》的《国风》、莎士比亚都不必说，金庸的武侠也是一个好例子。郭徳纲今天的“俗”是快乐的，由于中国已经告别了百年悲情，我们可以合理地追求一种自在的日常生活趣味，这显示了比当年相声的老传统更多的合理性。而我们也需要正视都市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消遣需要。这其实都是在提出新的问题，呼唤新的理论思考。

　　我们还是回到剧场去看郭徳纲吧，也希望郭徳纲不要这么快就进到主流的相声圈里，消失在众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