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林浩

　　据报道，引起全国关注的杭州“奔的”司机集体“出逃”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当地“红旗”出租车又步后尘。杭州19名开“红旗”出租车的河南籍司机，因对公司指定维修点不满，已在7日晚间集体“出逃”回河南老家。

　　正如有关人士所说，杭州出租车频频发生“的哥”集体驾车“外逃”，看似偶然，其实是杭州豪华出租车运营长期入不敷出的集中“爆发”。据分析，杭州市出租车单车月运营成本10年上涨了65%，原因之一是杭州出租车大规模地升级换代。车辆档次越来越高的同时，的哥收入却越来越少，跳槽的越来越多。市场已经证明，用豪华车作为出租车至少在当地是一种失败，对当初决策的政府主管部门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却要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埋单，这说明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出了问题。

　　相对出租车公司而言，政府是强势的一方，它有权指定豪华车型，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运行成本却由出租车公司来承担。在出租车市场行政管制的背景下，出租车公司相对的士司机又是强势的一方，它可以制订不公平的合同稳赚不赔，把市场风险转嫁给的士司机。的士司机是这个链条上最弱势的一环，他们无法把豪华车的运营成本再转嫁给乘客。当运营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只能与公司协商更改条款。在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在入不敷出的生存压力面前，他们选择了驾车回家的办法。我们可以指责的士司机行为过激，没有依法办事，但他们真的有合法且有效的维权渠道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纠纷和矛盾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只要我们拥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可怕的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恰恰缺乏这些机制，弱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经济纠纷常常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诚然，采用过激手段解决利益纠纷并不值得提倡，但是，我们却不能一味地指责这种过激行为，而要对此进行反思，从而构建一套完善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唯有这样，这种过激行为才能彻底消失，而我们的社会也因此而更加和谐。（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