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广东省东莞市H镇YF服装厂的向老板接到了一个来自海外的新订单。这是个新客户，要求加工某个品牌的裙子，难度比较大，而且活儿要得很急，当然，利润也相当可观。客户在电子邮件中强调说，只要做得好，以后类似的合作将会源源不断。

　　让向老板头疼的是，他们厂已经半年多没有招到合适的新工人了。最近厂里赶工赶得紧，现有的工人累病了不少，再要求他们加班很可能出大问题。

　　YF服装厂是一间只有七八十名工人的工厂。规模不大，但制衣设备还算先进。向老板是个大学毕业生，通过同学、朋友的关系，可以从海外直接拿到订单———这在整个H镇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向老板盘算了一下，拨通了曾在YF厂工作过的工人阿俊的电话，求他在这紧急关头帮自己个忙。

　　“行，没问题，放心吧。”阿俊满口答应。

　　放下电话，阿俊一一翻看着手机里的通讯录，拨通了一连串的电话。没过多久，他就顺利地联系到了30个“兄弟姐妹”，有老乡，有旧工友，也有老乡的旧工友，或者旧工友的老乡。

　　第二天，阿俊和这些只拎着简易行李的工人一起，钻进了YF厂派来的小巴。

　　半个月后，这批货顺利完工。阿俊和30名“兄弟姐妹”拿着刚刚领到的工钱从YF厂走了出来。两个女工立即去了超市，几个男工走向网吧，还有人回家睡觉。阿敏夫妇把工钱存进了银行，他们得给儿子日后上学存点儿钱———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在工厂里打工一个月的工资。阿俊又开始忙着联络其他老板，看看有没有做不完的订单，有没有因为赶工需要而临时增加工人的打算。

　　在珠三角，服装业内部管这些因为赶工需要被厂家临时雇用的工人叫“临工”。阿俊是一群“临工”的负责人，叫“临工头儿”。一个“临工头儿”和他所能调遣得动的“临工”们就组成了一个“专业临工集团”。

　　“临工”往往都是熟练工，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干起活儿来速度快，质量也不错———这是他们的“法宝”。他们不是固定地待在某一家工厂里，而是根据“临工头儿”的调遣，哪家工厂有活儿了，就往哪家工厂跑，干完活儿就拿钱走人。如果没有活儿，他们就待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专业临工集团”规模不一，大的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个人。仅在H镇的服装行业中，“临工”人数就大约有五六万。“专业临工集团”的服务宗旨被明确地写在“临工头儿”的名片上：以高水准的技术、雄厚的实力迅速完成客户的要求。

　　当临工———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

　　“临工”产生于珠三角的订单工业。订单工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明显，一接到订单就要在客户规定的期限内交货。赶上淡季，厂子里的工人没活儿干闲待着；到了旺季，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又不够，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工厂，即使工人连夜加班，也不一定能按时完成订单———在这种情形之下，聘用“临工”，支付给他们更多的薪水，对不少老板来说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专业临工集团”产生之前，一些“想多赚点钱”的熟练工从工厂里出来，开始在市场上单打独斗。阿俊的第一次“临工”经历，让他拿到了比在工厂里高出一倍的工资———阿俊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更有效的致富路。

　　在无数个“阿俊”反复实践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临工”出现了。当他们向自己的老乡、旧工友传播这种经验，并带动他们一起“出来干”的过程中，“专业临工集团”的组织形态逐渐清晰。

　　这是外来工们自发创造并且成功实践了的经验。大批熟练工纷纷跑出工厂，“专业临工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

　　对于工人来说，当“临工”除了可以提高工资，还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自由和闲暇。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根据身体状况和心情来决定接不接这批活儿。“觉得累或者不想干，就再等下一批”、“可以玩半个月干半个月”、“反正活儿是干不完的”。在轻闲得多的淡季，“在工厂里也是待着，不如出来玩玩逛逛”。

　　做“临工”的另一个好处是，工资是有保障的，干完一批活儿马上就可以拿到事先说好的工资。而原先在工厂里，老板们为防止工人辞工，往往要压3个月的工资，而且常常东扣西扣就没剩多少了。

　　学手艺———工厂成了“临工”训练场

　　一个行业里能否出现“专业临工集团”，往往同这一行业的规模和行业技术的通用性有关。笔者了解到，目前，“专业临工集团”主要活跃在广东省东莞市的服装业和电子业中。

　　做“临工”是讲究资格的。手艺好、技术全、不惹事，都是坐稳、做好“临工”的前提。于是，在“临工模式”的引诱下，尚在工厂里干活的生手为了这一资格不断努力着。

　　“给一家工厂做工，只能对这一个厂的货比较了解。如果要跳到别的厂去，货不同，技术肯定就不行了。所以，一般的初学工，只要学到一点儿技术，就会跳出来，到别的厂去练。这样连续跳几次，熟悉了各种各样的货，出来就可以当师傅了。这时候拿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出30%～40%。”一名“临工”向笔者讲述了这一模式的“秘密”。

　　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学到各种技术，然后走出工厂成为“临工”赚更多的钱。在这种思路下，新鲜的“临工”源源不断，直接后果就是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大规模频繁流动。工厂由此变成了“临工”的训练场。

　　攒人脉———“临工”走上集团化

　　有了供给和需求之后，大大小小的“专业临工集团”开始不断涌现，这一群体也开始了组织化、集团化的进程。

　　在“专业临工集团”中，有脱产的“临工头儿”专门负责在各厂中间联系单子，也有半脱产的“中层”负责联系“临工”，并监督他们工作。在较小的“临工集团”中，这两项工作往往由同一个人担当。

　　“临工头儿”一般都是最早的“临工”，在珠三角的服装业里干过七八年，不仅技术熟练，对各类服装的生产要求和价格也都很在行———这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工厂老板谈订单的前提。

　　除了过硬的、全面的技术，“临工头儿”还必须拥有足够多的人脉。在他们的通讯录里，联系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工人和老板，也就是劳方和资方。

　　一开始，“临工头儿”通过在工厂里打工的旧工友得到消息，了解哪家工厂有做不完的单子。现在，他们也会主动跑到各个工厂去，留下自己的名片，或者按照东莞黄页上的电话号码给每家工厂发传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同时，他们还和工厂里的部门主管保持联系，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小心地经营着这种关系。

　　“临工头儿”能联系到的“临工”多是他们的亲戚、老乡、熟人或旧工友。“临工集团”是松散的组织，一个“临工”可能同时加入不同的集团。但每个“临工头儿”都会有几个好兄弟，这些人只属于这一家“临工集团”，干活儿或有事时随叫随到。他们一般都是“临工头儿”的亲戚和熟识的旧工友，技术过硬，关系牢靠。“临工头儿”将他们视为骨干，安排在中层的位置，甚至参与分红。

　　各个“临工集团”之间也互有来往，哪个“临工头儿”拿到了单子又人手不够，他们就互相通个气，“借”点儿人一起去干。

　　谋利益———“临工头儿”维持劳资平衡

　　组织化的同时，“临工集团”成员的收入也逐渐制度化。

　　“临工”的工资通常是工厂工人的两倍，最多能达到10元／小时。“临工头儿”根据工人的工钱抽取7%～10%的提成。工价和提成都是“临工头儿”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工价要比工厂的工资高，同时也要保证工厂老板有利可图；抽取少量的提成是工人可以接受的，但“不能瞎要价，工人们互相传，要多了就不跟你干了”。

　　几年来，“临工集团”顺利发展，没有老板拖欠工资，同行之间也基本没什么冲突。

　　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临工头儿”群体起着特殊的作用。虽然没有厂房、水电、食宿、税收等各种成本，也没有订单的压力，但“临工头儿”还是肩负着双重责任：对老板的活儿负责，对工人的工资负责。一方面，他们代表工人跟老板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作为管理者来监督工人干活儿的质量。

　　笔者采访过一个“临工头儿”，他曾因为看错了图样纸，生产出来的货达不到老板的要求，被拒付工资。无奈之下，他只能四处借钱，自己支付了工人的工资，而且毫无怨言。

　　肩负着双重责任是“临工头儿”这一“代理阶层”得以生存的基础———他们以此来赢得工人和老板的信任。换句话说，他们在对自己利益的算计中，也同时维持了工人和老板间的利益平衡。

　　想对策———工厂老板见招拆招

　　“临工集团”的壮大，意味着珠三角地区熟练工总量的相对减少。

　　为了按时完成订单，工厂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请“临工集团”帮忙。虽然老板和“临工”谁也不喜欢谁，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在全球化背景下，二者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只不过，“临工集团”的出现使工人在与老板的博弈中占据了些许主动。

　　在订单工业体系里，订单做不完，或者完成得不好，对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面对“临工集团”的出现所带来的新局面，一些小厂还没来得及想出对策，就因为缺工倒闭了。更多的工厂为了争取订单、完成订单，不断地想出新对策，以应对“临工集团”带来的人力短缺。

　　据笔者观察，老板们的对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改进技术，减少用工数量。在采访中，一名老板告诉笔者，他打算投资买一套上百万元的机器。“那样一套系统下来，一条牛仔裤只需要7个人就可以完成，整个车间就7个人！”他说，“投资那个设备完全值得，现在的劳动力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而且，工人太难管理了。”另一名老板则认为，引进TPS生产模式(TPS是一种在多品种、小批量混合生产条件下，高质量、低消耗的生产方式，其核心原则是“彻底消除无用劳动和浪费”以及“不断进步”。———编者注)效果更佳。为此，他重新整理流程，调整工序，有选择地合并流水线，使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多条流水线，从而减少工人数量。在持续缺工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不得不悄悄地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第二种对策是转移工厂地点。在珠三角地区的服装业内，大部分工人都是女工。那些已婚妇女为了有更自由的回乡探亲时间，往往更愿意选择当“临工”。前不久，YF厂的老板在四川新开了一家工厂，就地招收女工———她们可以天天回家。“四川劳动力丰富，农民工也不会总吵吵着涨工资”这名老板告诉笔者。

　　在经历过新的一轮市场洗牌后，工厂老板在与工人的关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动。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工厂老板们依然为拿到订单、完成订单而奔波。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股新的力量———“专业临工集团”，开始与工厂老板共同分享从跨国公司和大代理商手指缝里流下来的那一点点利润了。为此，他们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王竞刘小京 罗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