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广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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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扶贫中国行——新长城广东之旅”昨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启动。来自全国28个省市、50所高校的百名学生将代表全国20000名受助学生开始为期六天的广东之旅。
本次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全国政协港澳台外事委员会、广州市政协、深圳市政协、佛山市政协协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珣章出席了启动仪式。
据新长城项目部兼资源开发部主任李利介绍，扶贫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是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先富人群走出城市，走进贫困乡村，了解同一片蓝天下的另一个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启发他们的善心、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活动主要包括，建立“百县、千村、万户贫困档案”；建立扶贫中国行志愿者队伍；组织贫困寻访活动；组织中国消除贫困奖候选人寻访活动；举行中国贫困生存报告展示等。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招募千名爱心志愿者和百家爱心企业及社会富裕人群深入到百县(100个国家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千村(1000个贫困村)、万户(10000个贫困农户)，开展贫困家庭生存状况调查，形成相关调查报告。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扶贫中国行爱心善品巡展”，爱心善品中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签名的太空录像光盘等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善品。
捐助动态
年少时贫困求学，发迹后频频捐助教育
彭磷基一捐就是2080万
本报讯 2080万元，这是香港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的捐款。昨日启动仪式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捐赠背后的故事。
彭磷基虽然出生在40年代的香港，但他家族的根在广东番禺。至今他仍然记得1982年陪父亲回乡祭祖时，乡亲们的贫困、乡村小学的简陋让他震撼。“当时我在一个很破的祠堂里看见，很多小孩蹲在地上写作业，问了才知道是学校。”他当即就决定捐赠40万元人民币兴建一所钟村育英小学，另捐赠20万元人民币设立育英小学教育基金。“这就是我奉献给家乡的第一份见面礼，也是我的第一笔捐赠。”
九十年代初，彭磷基选择了房地产。当时番禺城外3公里处有块山岗叫佛子岭，县政府希望吸引外资成片开发，或者建成工业村，或者开发房地产。但是同二十几个外商接触，均未能达成意向。但佛子岭在彭磷基的手中变了，变成了开创国内房地产先河，人称“中国第一屯”的祈福新屯。目前祈福新屯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花园式别墅住宅区，占地约7000多亩，全部建成后将有5万多套住宅。现已售出4万多套，有居民近7万人。
彭磷基捐出的款项，大部分都投在教育上了。他说，“能够帮助一批有潜力、有能力、有上进心的青年，在他们踏上成功之路之前，为他们解决一点困难，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他在年少时也品尝过贫困求学的艰辛。
高中毕业后，他去美国留学，每天用课余时间去餐馆端盘子，洗菜。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买来一大条面包，平均切成几块，规定每天只可以吃两块。他还打过一份工，专门打扫医院太平间。
高层访谈
中国富人没爱心？
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解开慈善活动众多“谜团”
善款是如何花的，会不会被层层克扣？高校学费高企，新长城如何资助大学生？企业捐给扶贫基金会的钱是不是可以享受国家免税政策？中国99％的企业无捐赠行为，是因为富人没有爱心吗？……昨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接受本报专访，解开了一个又一个“谜团”。
组织大学生调查建立“农村档案”
记者(以下简称记):扶贫中国行活动是去年10月启动的，扶贫基金会是靠什么把这些志愿者、有钱人吸引过来的？
段应碧(以下简称段):过去慈善组织筹款主要是靠间接地宣传，但我们这次活动是让城里的有钱人直接去农村参观，让他们自己去感受贫困，这样更容易沟通，在互动中提供帮助。
记:这次活动还有一个重要计划就是建立一个“农村档案”，不同领域关于农村的调查已经不少，为何还要建这样一个档案呢？
段:过去反映贫困人口的调查确实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政府部门、学者研究或者记者采访。这些材料缺乏系统性，而且多是从政府、学者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没有平民化视角。即使记者采访见诸于报端的，在材料上也有所取舍。安排本村的大学生回乡调查，可能更具有民间特色。
记:真正建起来预计要多长时间？
段:这个档案的管理应该是动态的，是不断更新的。这个活动我们会长期坚持做下去，只做一年或者两年的意义不大，因为农村的贫困状况是逐年变化的，通过记录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变化中寻找出一些规律，对于基金会来说，根据农村贫困变动情况来调整项目。档案真正建立之后，对政府决策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提供生活费 学费是政府的事
记:如今高校收费动辄几千上万，我们对贫困大学生是如何资助的？
段:能够从农村贫困家庭走出来，考上大学的，他们都是强者，很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因为生活困难就不读书！我们提供的是生活费，至于学费，那是政府的事，贫困生的学费就应该免掉。我从材料上看到有些女孩子还把捐助的钱寄给家里，我正考虑着要不给他们换成饭票什么的，毕竟他们正在长身体，需要吃好一点。
记:中国的富人并不少，但参与慈善活动还只占少数。是中国人没有爱心呢，还有另有原因？
段:到现在为止，我国有99％的企业是没有捐赠行为的，个人比例也很少，但这并不能说明企业或者个人没有爱心，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是富人对贫困人口的状况还是不太了解。还有就是捐赠人不放心，把钱给了你怎么花，会不会层层克扣？所以我们基金会尽量做到透明，大部分所得捐赠款是指定项目，我们会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去使用这笔钱，捐赠人可以放心。我们的行政成本不到捐赠款项的5％，而在国外一般是10％以上。
记:捐给扶贫基金会的钱是可以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吧？
段:对！如果企业捐赠300万元的话，通过免税政策，实际上企业自己只捐了200万，另外100万实际是政府的。
政府的钱可能也会拿一部分用于扶贫，但这与基金会扶贫的效果也是不一样。因为企业捐给基金会是自愿的，但政府的所得税是强制性的。企业可能会埋怨缴税太多，但不会觉得捐款太多，而且可以从中得到满足，爱心也得到实现。
再者政府发放善款和基金会的援助，受益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政府拨的款，他老觉得钱少，财政那么有钱，盖栋楼就花那么多钱，给我这么一点。但基金会资助的，受助者不会说少，还感激不尽。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善款我们是直接下发，不是层层拨款，当然就没有层层克扣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田霜月 实习生 安克伟 李芳娟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图: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左)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郭荣昌为“扶贫中国行”揭幕。
彭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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