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一名14岁的花季少女遭遇车祸，脚部折断，她和家人买好机票，欲乘坐飞机前往兰州行接肢手术，却被嘉峪关机场的工作人员挡在了飞机之外，最终延误了医治时机，小晴最后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从希望的接肢到现实的截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让一个少女的人生发生了痛苦的转折，她从此不得不以残疾人的身份活在世界上。看到这样的新闻，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深深的惋惜。

　　机长和机场工作人员拒绝小晴登机，当然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按照现行民航运输规则规定，重病旅客需由医疗机构出具适于乘机的证明，经承运人同意才可购买机票，其病情有可能危及自身时承运人可拒绝登机。此外，客观的情形是，执行当班飞行任务的飞机是小型的“多尼尔”，其舱门狭窄，轮椅或担架均无法通过。有这样两条理由托底，拒载的航班似乎在法理和情理上都站得住脚。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从酒泉到兰州，乘坐民航飞机是小晴及其家人唯一的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极端情境是，坐上了飞机，小晴的右脚就有可能得以保全，否则，她只能接受截肢致残这样的悲哀结局。为了乘坐飞机，小晴的家人不但带上了医院的证明，还携带了一名医生及护士，应该说，他们具备了法律规定的乘坐飞机的条件。即便担架不能从飞机舱门通过，也完全可以想出替代的办法，把小晴平安地运上飞机。剩下的问题是，承运人会怎样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

　　毫无疑问，航空法给予了民航承运人乃至机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个案例中，机长的选择是“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一决定，规避了病人坐上飞机之后可能引发的风险，包括小晴的健康风险和相应的民事责任风险，当然，与此同时，他也逃避了自己的道义职责和公民责任感，把小晴接肢的希望彻底粉碎了。在利害的权衡过程中，在权力运用、风险规避和责任担当三者之间，他作出了一个看上去很理智，但很可能应该受到责难的决定。这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人道主义的悲剧。

　　小晴的断肢不可再续，但类似的悲剧完全可以不再重演，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服务行业能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北京青年报（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