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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自由职业者李东平找了一家餐馆，包了20桌，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打算在正月十五当天，请200名素不相识的农民工免费吃汤圆。然而，最终赶来的18人与计划的200人相差甚远，李东平决定“汤圆宴”要再摆两天。（《华商晨报》2月13日）

　　观点一

　　不要患上爱心的洁癖

　　乾羽看到“民工汤圆宴”的新闻，自然会让人想起“乞丐年夜饭”。1月24日晚上，深圳的“作秀大王”比特组织了一个晚宴，他在一家湘菜馆里，请100多名乞丐吃了一顿年夜饭。这场透露着作秀味道的关爱引起争议。有人说这是炒作，是在亵渎爱心的纯洁；有人说这是善举，即使作秀也让人温暖。

　　从“乞丐年夜饭”到“民工汤圆宴”，那些强调爱心纯洁的人似乎会感慨“恶俗”的蔓延。因为，无论从动机上和形式上，“民工汤圆宴”都具有着与“乞丐年夜饭”相同的表现。这时，敏感的人们担心：长此以往，爱心必然不深刻，不高尚。可是，我却从“乞丐年夜饭”到“民工汤圆宴”中，看到了爱心的传递。

　　如果李东平是一个没有杂念的纯粹高尚者，他也可以低调地资助其他人。但在现实社会中，没有杂念的“高、大、全”式的爱心者是否占有多数呢？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这样爱心者的比例，因为，既然他们“高、大、全”，就不会受世俗的影响，可以在坚持中继续他们的纯洁行为；而那些普通人则可以在私念得到满足的情形下，释放他们内心的善念。如此并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是一件幸事吗？

　　其实，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充满爱心的标志不仅是爱心的高度，而且还有爱心的广度；只有所有人都能够轻易地付出爱心，社会才能真正地充满爱心。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多是世俗的普通人，他们捐献爱心时必然要经过一番利害上的权衡。对他们来说，爱心的门槛越低越有利于他们参与进来；如果爱心的门槛被抬得过高，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经济范围和心理底线，他们就会因“畏惧”而失去奉献爱心的动力。对于爱心可以期待其更纯洁一些，但不要患上爱心的洁癖。

　　观点二

　　送汤圆过去，而不是请人过来

　　苏婧摆开“汤圆宴”宴请农民工的李东平，在花费了2620元却遭遇冷场以后，却毅然决定“汤圆宴”还要再摆两天。看到老李如此执著，我想，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他的愿望是美好的，他更用实际行动提醒着我们，农民工这一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漂泊打拼的特殊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怀和温暖，需要我们在合家团圆的节日里，在吃这美味的年夜饭、饺子、元宵时，想起他们身处异乡的孤独，想起他们生活打工的艰苦。

　　然而，“汤圆宴”遭遇冷场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农民工说得很实在：“来车接不？要是跑老远的，只吃碗元宵，还不够来回的车票钱，不值！”另一农民工的担忧也在情理之中：“是不是骗人啊，吃完再向我们要钱，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啊，如果人们觉得老李自掏腰包请农民工吃汤圆着实有些“犯傻”，那农民工不也同样会觉得自己千里迢迢去吃一碗可能只是唬人的“汤圆”，不一样有些“犯傻”吗？

　　每个普通市民都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农民工做些什么，这点毋庸置疑。但为了把温暖真正送到农民工心坎里，什么人来做，如何做，采取什么形式也非常重要。就比如元宵节吃汤圆，如果是把热气腾腾的汤圆送到农民工手里，就远比招呼他们来效果好很多；如果是农民工的工头、老板请，就比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请效果好很多；如果是领导干部深入到煤矿、工地一线，把饺子、汤圆端到农民工跟前，和农民工一起过节，一块吃团圆饭，那么效果就更好。因为这时农民工看到的是真真实实的元宵，感受到的也是真真实实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