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国际市场糖价暴涨。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利好消息，在中国西南的几个小镇上却被演绎成了一场充满赌博和无奈的甘蔗游击战

　　□记者 吴金勇

　　1月6日，北部湾附近气温骤降10多度，寒风也袭到了桂南合浦县乌家镇岭顶村。为了取暖，村民们今冬第一次拢起了篝火。寒风中，五六个农民聚在公路旁一个僻静处烤火。一口两耳铁锅中，火苗卷着呛眼的轻烟，随风摇摆。他们身后的不远处是一片片甘蔗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甘蔗糖料产量占全国52.2%，而糖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60％。

　　严寒并未影响世界食糖价格的持续火暴。1月5日，国际糖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一倍还多。在国际市场的带动下，国内糖价也升至4400元/吨。为平抑国内糖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向市场投放了今冬以来的第一批国储糖。

　　“国储糖抛出，国内现货价格仍然暴涨。第二天，南宁现货价涨了60元，达到4460元，国际期糖价格每磅也反升了1美分。”广西合浦西场永鑫糖业有限公司的农务经理陈焕球对《商务周刊》说。

　　西场永鑫是桂南较大的糖厂，共拥有15.54万亩甘蔗，日处理甘蔗7000吨，年产砂糖7万吨。其母公司是广西八大糖业集团之一的永鑫华糖集团。

　　据格林期货首席分析师于军礼介绍：“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仅隔着一个较低的15％的关税，因此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联系非常紧密。从目前看，国内糖价还会再升。”

　　他的依据是，纽约期货交易所（NYCE）的11号原糖期货3月合约仍在上涨。11号原糖又称国际糖合约，交割品级为平均旋光度为96的原蔗糖。1月18日，3月合约价为15.5美分/磅，相当于5300元人民币/吨。同一天，郑州期交所白糖收盘价也升至5000元人民币/吨。而19日，纽约3月合约价又升至16.12美分/磅。

　　事实上，国内食糖现货和期货价格共同受国际糖价影响，只是整个糖价链条的上端环节。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糖价的下端环节是以糖产区政府实行甘蔗收购价与食糖销售价挂钩为核心的。据广西糖业协会介绍，目前广西采取的是糖与甘蔗之间联动价格的传导机制。在一个政府最低保护价的基础上，糖价每上涨100元，蔗价涨5元。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1月16日（2006）2号特急明传电报显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蔗糖价格联动水平重新确定为每吨普通糖料蔗收购价格250元与每吨食糖平均含税销售价格3900元挂钩联动。据本刊了解，从2005年11月份进入榨季以来，根据食糖市场的暴涨趋势，广西已多次提升保护价，从最初的210元升至目前的250元。

　　“根据一吨糖需要8-10吨蔗来计算，联动政策将使企业和蔗农各自从糖价上涨因素中分得一半利益。”广西糖业协会张鲁宾对《商务周刊》说。

　　企业和农民分别能从不断上涨的市场价格中受益，看来食糖产业似乎有着一个很甜美的利益机制和环境。然而事实上，看上去很美的糖产业，却有着苦涩和冰冷的一面。

　　成品糖涨价，糖厂喜忧参半。喜，自不必说；忧的是涨价带来了甘蔗稀缺。从开榨至今的两个月，作为西场华鑫农务经理的陈焕球日日夜夜为持续稳定的蔗源而忙碌。“没白没黑地奔波是必然的，有时我们还要面对强盗式的‘价格战’、无理可说的‘集众闹事’甚至危及生命的‘械斗’。”陈焕球无奈地说。

　　而拥有稀缺资源——甘蔗的农民，是不是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尝到了甜头呢？乌家镇岭顶村的村民仍寒风中烤火，女人们不停地添柴，男人们则向《商务周刊》诉苦：“卖自己的甘蔗就是参与了一场长达100天的赌博。”而贩运甘蔗的商贩就更难了，“像贩毒一样地提心吊胆。”

　　乌家镇一年一次的赌季

　　乌家镇位于合浦县境内，但与钦州地区的两个乡镇钦江和武利相距很近，因此这里的甘蔗源也成了双方糖厂的必争之地。

　　每年的一二月份是甘蔗的销售旺季，也是乌家镇甘蔗农们体力和智力运用最多的季节。广西的甘蔗榨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

　　烤火的村民们不时望向眼前的公路。这是一条通往相邻地区钦州的乡级路面。在这个季节，路那面的钦江糖厂和武利糖厂成了村民们的盼望。至少村民吴卫宏是这样认为的。“钦江和武利的甘蔗收购价格比西场（永鑫）的价格每吨高10-15元。”但他叹息到，“这边的路口有关卡和警察，我们很难拉过去。”

　　据本刊了解，禁止甘蔗跨区流动是根据国家四部委及广西自治区制订的《糖料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为维护糖料市场秩序，各县、乡镇各级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蔗区原料蔗的管理，防止甘蔗外流，促进制糖行业健康发展。

　　据乌家镇的村民介绍，西场永鑫糖厂的甘蔗收购价格是周围近百公里内的“晴雨表”。外地的钦江和武利糖厂的价格以西场价格为标准，一般每吨会高出10-15元。

　　吴卫宏说：“今年我的第一批甘蔗卖给西场是270元一吨，钦州涨到285元。我第二批以295元价格卖给西场，而这时钦州是310元。”

　　乌家镇地区人均拥有甘蔗地不足4亩，每亩产量约4吨。吴卫宏家有5亩地，一亩产3吨多甘蔗，而投入却很大，种子、人工、机耕，再加上肥料涨价，算下来一亩甘蔗地吴卫宏要投入900元。这相当于每收成一吨甘蔗成本在230元左右。拿本地每吨295元的价格和外地的310元比较，不只是多出15元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他家甘蔗的利润和成本之比由28.2%提高到34.7%。

　　本地和外地糖厂收糖存在价差，价差则必然导致商品流动。“我自己种的甘蔗，难道我还没有权利决定把它卖给谁吗。”在农民这种自发意识下，价差、时机成了决定甘蔗风险和收益结果的关键。为此农民要大伤脑筋。

　　因为事实上，价差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一定是有10-15元的空间。这里还有一个结算方式的因素没有考虑进来：外地糖厂价格是“一口价”，没有二次结算，而本地糖厂会根据市场价格上涨程度，来一个二次结算。

　　村民们所说的二次结算，是指政府要求各糖厂实行的联动价格，由于跨区流动的甘蔗是违规的，因此没有联动的待遇。

　　“联动价格就是糖价每涨100元，甘蔗每吨再多给3-5元钱，去年是给的6元/吨。”据乌家镇村民介绍，以今年为例，他们早期卖的甘蔗是260元/吨，最后糖厂的结算价会按266元/吨结算。现在是以295元/吨卖的，最后会以301元/吨结算。但补的这6元钱，要等到榨季结束才给。而陈焕球则说：“为保护自己蔗区的甘蔗，西场对第一期、第二期补的价钱为30-50元/吨，最后补多少是要到榨季结束算出平均糖价才给，但一定比6元多许多。

　　事实上即使按农民的算法，这样下来，价差已被缩小到只有几元，而这还仅是同一时间的价差。像买卖股票分步建仓和出货一样，甘蔗不会只卖了一次。

　　在蔗区人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甘蔗不是一天砍完的，也不是一天榨完的。”砍下来的甘蔗必须在两天左右的时间内榨掉，否则糖分损失甚至变质。蔗农们无论是卖给外地糖厂还是本地糖厂，他们的甘蔗都是分几批砍，分不同价格卖的。据乌家镇村民介绍，一个榨季时，他们通常将甘蔗分5—6次卖。

　　同一时间内的交易，外地糖厂的价格一定会高出本地糖厂，只有先卖给外地糖厂的甘蔗才可能在价格上低于本地糖厂，但最终高低只有到榨季结束才知道。这是因为不同时间砍的甘蔗价格差异很大，一般是在榨季开始价格最低，越往后价格也会越高。但同时越到最后，风险也越积越大。据乌家镇村民说：“我们这里每年都有30—50吨甘蔗扔掉，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想在后期卖高价，而糖厂却榨不过来。”

　　这对于许多选择自由买卖的乌家镇村民是一种考验：砍早了，前面价格不好；中期大家想多砍，但请不到工人，请到工人了，如果砍多了，还拉不走；即便拉走了，糖厂榨不过来了，只能在厂门口排队；排不上队，就只能扔掉。所以蔗农没到最后一批甘蔗砍完并卖掉，盈亏是无法计算的。

　　为了规避风险，乌家镇的蔗农只能是在整个榨季内，持续地同时关注外地和本地两个糖厂的价格和供需状况。蔗农们信息多来源于司机。尽管蔗农也能通过电话了解价格和需求，但司机手中的电子结算单据会更可信。上面有甘蔗的品质、重量、单价、总价。“有的司机一天来往两趟。信息很及时的。”村民们说。

　　了解信息后，村民会根据自家的甘蔗存量和双方价格做出选择。要么及时向本地糖厂“报蔗”，取得本地糖厂发放的“斩运证”，有了这个许可，村民才能砍蔗并由糖厂派来车运输；要么就是与外地糖厂的中间人联系，这个不需任何手续，对方就会派车拉蔗。

　　“在这100多天里，我们要面对两种价格，两个结算方式，两种风格的买卖。”一位村民说，“这个过程像赌博，但我们也习惯了。”

　　“过山车”的两种风险

　　过去50年的国际糖价和过去15年的中国糖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因此，乌家镇一些蔗农的卖法风险很大，他们获得的仅是很小且短期的利益。”西场永鑫糖业公司的农务经理陈焕球说，“农民很难看清糖业的长期价格规律。”

　　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世界15种农副产品中，食糖是价格波动最大的商品种类。由于国际食糖贸易普遍采取双边协议形式，形成了食糖商品率高但自由贸易量小的局面，因此当需求量增减时，糖价在短期内会暴涨暴跌。过去50年，世界糖价最高时达66美分/磅（1975年），最低时每磅仅4美分（1985年）。

　　中国在1991年才实行食糖流通体制改革，但食糖市场一直运行不平稳。1990年代至今，中国食糖市场经历了三次大幅度上涨和4次大幅度下跌。最高的1994年糖价是4800元/吨，而1992年时只有1500元。

　　陈焕球说：“1992年后，每当糖价高时，一些外地小糖厂就四处抢购甘蔗。当糖价低时，甘蔗过剩，这时那些外地的小糖厂又不收了。最后只有我们大企业即便亏本也要接收所有的本地蔗。”

　　今年糖价暴涨。因此，2005年12月末时，西场永鑫糖业公司收蔗地头价格达到了295元/吨，周边地区的张黄糖厂到厂价为355元/吨，武利糖厂的到厂价为365元/吨。最后外地司机给到蔗农甘蔗地头价格为305-315元/吨。价格差异确实导致了西场永鑫糖业所属蔗区甘蔗外流情况严重。

　　在陈焕球眼中：“周边地区钦江和武利镇所谓的‘自由价’，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而是强盗式的扰乱。”

　　面对这些扰乱秩序的“强盗”，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设卡和出动警力。曾经在广西作过实地调查的格林期货首席分析师于军礼感叹不已：“几年前他们就这样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军警来干预产业发展的，除了中国的糖业。”

　　四通八达的公路是物流的生命线，对于易变质的甘蔗来说更是如此。然而这显然与甘蔗禁止跨区流动相矛盾。据说广西的一些地区正是由于交通不便，才保证了当地甘蔗收购秩序井然。而像桂南甘蔗主产地合浦、钦州地区则恰恰相反，甚至出现了为“抢”甘蔗而修路的情况。

　　当地农民称，武利糖厂为了抢夺西场永鑫糖业的甘蔗，出资修通了石湾镇与灵山交界处至星岛湖水库的山道。据西场永鑫糖业估计，每日从这条路偷运出去的甘蔗不低于50车。

　　“合浦县那边的路上，经常会有交警拦路，那彭那边还有持抢的武警。”灵山县武利镇甘蔗运输司机小檀对《商务周刊》说。小檀开的车是名符其实的“过山车”，他时常到合浦和武利西南的一个名叫那彭的小镇为武利糖厂“抢”甘蔗，运费按距离远近，大约为30—60元/吨，而拉本地蔗运费是15元左右。

　　跨区贩运甘蔗有两个风险，一是有时车要走没有人迹的山路，随时会翻车；二是会被警察罚款。但是蔗源地农民却欢迎像小檀这样的外地司机。小檀说：“我们来拉甘蔗时，村民会给我们通风报信，告诉我们哪里有警察，警察一撤，他们又来告诉我们可以走了。”

　　在武利镇与石湾镇交界地带，记者即不时能看到有蔗农骑着摩托车来回“把风”。“这也是游击战。”小檀对记者说。

　　但是开“过山车”的司机有时还是会被警察拦住。“如果我们人少，就认罚，一车60-80元的超载费，有时也要卸车。而如果我们车多的时候，警察拦，我们就闯了，闯不过去，就打了……”谈到打警察，小檀显得神态自若。

　　“不仅司机打，当地农民也和我们一起打。”小檀说，“警察都是糖厂出钱让他们出勤巡逻的，都是帮糖厂做事的。”

　　据他介绍，贩运车多时有几十辆车，一辆甘蔗车上3—5个人。“这样一个车队，就得有200多人，警察看见了也不敢拦的。”小檀说到。在小檀的大货车里，记者看到两长一短的甘蔗刀，长的约80公分，重约4公斤。这是每辆甘蔗车上必备的。

　　在小檀的眼中，警察不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不致命，最危险是山路，大路通常不敢走，只好走山路，而山路就是用推土机简单推了一遍，很容易翻车。

　　“有时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运甘蔗就像贩毒一样呢？”小檀心中有个解不开的疑问，“警察也管不了卖甘蔗呀！”

　　事实上，警力管市场收效确实不大。据西场永鑫糖厂提供的11月27日下午5:00—7:30在其所属蔗区的石湾镇与灵山交界处及公路上所拍摄图片，清楚地显现出从西场蔗区运往灵山武利糖厂的甘蔗共有10多车，都是到交界处停车领取甘蔗票证。在乌家镇加油站附近停放装有甘蔗的车辆有30多台左右，也都是准备集中运往外地糖厂的。

　　据合浦县常乐关卡点的有关人员透露，每晚半夜，都有好几十台蔗车集中冲卡前往周边的张黄糖厂。而据西场永鑫不完全统计，其所属蔗区日外流甘蔗已超过1600吨，且这种趋势越演越烈。

　　武利镇的“自由价”

　　外地企业来抢甘蔗，这在乌家镇的农民眼中，是市场竞争行为。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抢甘蔗的企业更带有自由出价的市场主体意味。但在西场永鑫糖业的眼中，他们是桂南甘蔗之乱的根本。事实上，持同样负面态度的还不只蔗源被抢的糖厂，甚至包括那些抢甘蔗的“帮凶”。

　　1月7日，记者经过3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因“抢夺”甘蔗而闻名的灵山县武利镇。中午时分，武利糖厂门口的甘蔗车已排出很远。在甘蔗车的明显位置，都印制着糖厂内部编号。

　　小檀倚在一辆甘蔗车门前，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真的，我真想把这个糖厂炸掉。”

　　武利糖厂是股份制企业，大股东是南宁市一位姓劳的商人。该厂日处理甘蔗3000吨，但所属蔗区面积仅5万亩，一个榨季约缺口甘蔗8万吨。所以跨区抢购成了必然选择。

　　小檀的愤怒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哥哥是武利镇当地的种蔗大户，拥有200多亩的甘蔗，但高价抢外地甘蔗的武利糖厂“却一再压低当地蔗农的价格”，并禁止当地农民将甘蔗卖到价格更高的外地去；其二，小檀作为司机，经常会被糖厂的“保安”和糖厂雇佣的巡逻、设卡人员刁难。小檀说这些人是当地的“黑社会”人员。他只能拉本地甘蔗或为武利糖厂“抢”蔗，而不能将武利当地甘蔗拉出。

　　1月7日，武利糖厂所收的本地甘蔗价格为高糖每吨295元，中糖290元，低糖270元。这一价格比相邻的合浦西场永鑫糖业公司平均低5-10元。

　　“这还是2005年12月末南宁下来检查组时糖厂才提上来的。在这之前，最高的价格，高糖是240元，中糖是230元。”小檀说，“而武利糖厂收外地甘蔗的价格是每吨365元。”

　　外地蔗为什么贵？小檀解释说：“压低了本地价，他才能出高价抢嘛。再则抢来的甘蔗是不用上税的”——按照他的说法，合浦县乌家镇和石湾镇一些农民幸福的市场价格，是建立在武利甘蔗农的痛苦之上的。

　　一小时后，记者再次上了小檀的大货车。急驰着向26公里外的伯劳镇驶去。在车上，记者看到一张武利糖厂2005/2006榨季的派运单，上面有拉蔗的时间、地点、运距、蔗农编号和名字、报蔗时间、甘蔗质量等信息。

　　又一小时后，小檀在一条恰好能容下车身的崎岖山路上，倒车行进了约一里路，见到一群伯劳当地的蔗农。

　　山坡上是一片片放倒的甘蔗。看到车来了，蔗农们用扁担将甘蔗挑到山腰。据村民介绍，10个人要砍一整天，才能砍10吨甘蔗；这10吨甘蔗又需要5个人一起装一小时车。一人一天工钱50元，一车甘蔗工钱就得500—600百元。290元一吨的甘蔗去了成本和工钱，蔗农所剩无几。

　　小檀拿起沉重的甘蔗刀，干净利索地削了一段甘蔗吃。整个榨季，小檀要日夜吃住在车上，尽管每天进账数不少，但要向糖厂交管理费，还要交7%的个人所得税，加上人吃、车耗，100天砍蔗季的纯收入也就是2000多元。

　　相比较而言，价格更低的武利对当地甘蔗农的控制也更为严格。“如果被糖厂知道我把甘蔗卖到外地去，它会一直找麻烦，明年不给我发‘斩蔗证’，那我的甘蔗就只有扔掉了。”当地一位蒙姓村民说。

　　在小檀眼中，从武利向外拉甘蔗的可能性就没有。“所有路口都有糖厂雇佣的‘黑社会’，一旦发现向外地拉蔗的车，他们就会拦下，然后给警察打电话。”

　　小檀所说的武利小镇“黑社会”是当地甘蔗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巡逻以禁止本地蔗外流只是工作之一，他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各路抢来的甘蔗验明正身，并计入他们的考核成绩。外地甘蔗运来要在路口设卡的“黑社会”人员那里领一个甘蔗证，其实就是一个纸条，这个纸条上面有签字，当地糖厂见字才能过秤给钱。

　　在回武利糖厂的路上，一辆三菱越野车打着“双闪”不停地沿路巡视。小檀说，这就是那个黑社会老大的“巡逻车”。老大平时的工作是开一家当铺，榨季的时候为糖厂服务。

　　天黑时我们回到了武利糖厂。由于回城里的长途车没有了，小檀原打算让我在他车上休息一夜，但后来考虑到记者不是当地口音，身上还有采访机和名片，一旦被糖厂的人发现，后果很严重。所以他劝记者尽快雇车离开武利。

　　甘蔗：政府和市场的争执

　　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在《控制的政治经济：美国食糖业》中说到：“理解了美国政府对甘蔗的管制，就理解了政治对经济的控制”

　　糖业管制是一个值得世界各国思考的问题。人们总是责怪，政府为什么常常选择产生和保持高成本的解决方案。然而广西甘蔗的现实告诉我们，低成本方案的可行性也很低。

　　桂南小镇上的甘蔗游击战，按照广西糖业协会的说法，只是个别现象。

　　“广西一年产4000多万吨甘蔗，能够跨区流动的也就是1%左右。”广西糖业协会糖业与农产品加工处处长张鲁宾说，“广西的甘蔗市场整体上还是有序的。”

　　政府为什么要管糖？

　　尽管张鲁宾认为，少数地区甘蔗之乱不足为患，但同时他也承认，中国的蔗源会越来越紧张。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食糖消费国，年消费约1000万吨左右。1997/1998制糖期到2003/2004制糖期，食糖消费量增长较大，年均增加62.5万吨，这一增长趋势会继续保持。而国际上糖的消费还要大于这一比例。

　　但与糖的消费快速增长不同步的是中国的甘蔗种植面积。据张鲁宾介绍，甘蔗必须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才能种植，全国只分布于广西、广东、云南等省份的一部分地区。“广西只有1/3的耕地能种植，广东只有1/5的地方可以种，云南更只有1/10。”张说。

　　甘蔗产量持续增幅小于糖的消费增幅，这必然导致中国甘蔗越来越短缺。这一看法，得到广西大型制糖企业永鑫华糖集团总裁张永宁的赞同。

　　“20年前，中国只能生产100多万吨糖，现在产量达到1000多万吨还供不应求。印度人口比中国少，但印度的糖消费量为2000万吨。美国有一半是糖的替代品消费，但糖消费量也高达1500万吨。”张永宁对《商务周刊》说，“这就意味着稳定的甘蔗基地最重要。”

　　在制糖业闯荡20多年的张永宁给甘蔗产业总结出了三个关键：一是良种，二是规模经济，三是物流平台。但持续增长的糖消费与有限甘蔗资源之间的矛盾，必然涉及如何确立一个合理甘蔗分配机制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广西糖业保持了整体健康的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政府的调控和正确引导。”张永宁说，“没有政府引导，对于甘蔗产业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但这种态度让一些甘蔗农很不理解。“甘蔗多了，没有人要时，这会需要政府保护价；但甘蔗少，产生市场竞争了，价格也高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管？”广西灵山县的一位甘蔗种植大户向《商务周刊》问到。

　　格林期货的首席分析师于军礼更直率地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来管制这个产业，其实就是为利益‘抢钱’。”

　　于军礼所说的抢钱，主要是指政府通过管制来收税，由此获得了巨大利益。据本刊了解，广西一家制糖厂2002—2005年的4年间，每榨1吨甘蔗需缴税款分别是38.6元、34元、39元和40元。以广西年产甘蔗4000万吨计算，仅榨甘蔗的税收每年就超过16亿元。

　　40元钱对于广西甘蔗农确实是个大数字，他们辛苦一年，每吨甘蔗最多赚70—80元。

　　但政府也有它的道理。“甘蔗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如果政府不管理，农民随意地卖，企业随意收。这会出现问题。”广西糖业协会的张鲁宾介绍，1996年，由于政府调控不够。广西的柑橘挂在树上免费摘，西瓜烂在地里没人要。

　　“这些农产品还是属于小品种，而甘蔗在广西是大宗农产品，一年4000多万吨的产量啊。”张鲁宾说，“收蔗和榨糖的过程时间非常重要，需要农民与企业紧密、精确地合作，每一步都要有计划、按步骤才行，这当中不能没有政府指导。”

　　像钟表一样精确的糖厂

　　甘蔗与粮、棉等其他农产品确实有着很大不同：甘蔗不可以储存，一旦砍倒，必须马上就地加工。

　　在每年榨季开始之前的9月份，大型糖厂就开始派农务员深入所属蔗区的各村委、村民小组，到田间地头做估产工作，估产准确率需要达到95%以上。然后各蔗区的甘蔗，包括蔗农、大户、县直机关等所种的甘蔗，分品种和分植期，以村委会和各生产组为单位进行抽签排队。这项工作一般要在每年10月中旬完成。此时糖厂已经把蔗农有关资料，包括地址、姓名、植蔗面积、植期、品种、产量、签号、身份证号码、蔗户实名存折账号、蔗点以及路况、运距等数据输入计算机。

　　然后是采用计算机智能抽签管理系统决定砍蔗顺序。根据先早熟后迟熟、先宿根后新植、先难后易、远近搭配的砍蔗原则，按各农户所种的面积、产量计算车数，实行定额抽签，每8吨为一签，误差不得超过±5%。以此为依据依次发放斩蔗证。

　　农户在领到蔗证后，要在48小时内将甘蔗斩好并搬送到通车地点，经糖厂的农务员实地验收合格后，报回调度室输入计算机等候派车运蔗。

　　同时，糖厂要根据其日榨蔗量来安排运输车辆的数量，合浦的西场永鑫糖业公司是以日榨蔗量7000吨为基准的。榨季内甘蔗的运输由计算机自动调度，司机凭微机打印出的派车单到所属的蔗点找到蔗农，与蔗农的斩蔗联核对蔗证号码，相符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甘蔗装运回厂。

　　“这种计划性是市场自主安排不了的。”西场永鑫糖业农务经理陈焕球说。

　　据陈解释，如果各参与主体都市场化操作，就很容易出现在每年11月开榨时没人砍甘蔗，因为这时甘蔗还没充分成熟，质量不如第二年春季的好，另外也不利于第二年的甘蔗发芽。但如果都在春季砍，企业又榨不完。因此西场永鑫糖业的安排计划是每天不多不少，正好400户蔗农围绕7000吨砍蔗。

　　在开榨前期，价格杠杆也很难调节，因为此时提高收购价没用。农民最习惯地看市场方式就是，“卖跌不卖涨。”当村民观望的时候，企业却每天都在损失，农民也在将损失的风险迅速聚集。而一旦价格到了农民想卖的价格，农民会蜂拥砍蔗，这个数量企业又消化不了。

　　“我们每天就能榨7000吨，需要400家砍蔗，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上下波动的范围很小。” 陈焕球介绍说，“少了就得停机，一次就得损失几十万元；砍下来的甘蔗多了，每天糖份又会以10%-20％的速度消失。结局仍是企业损失，农民也损失。”

　　“我也很赞赏市场竞争，但目前中国糖业和农业市场的现状和制度，决定了甘蔗收购环节还实现不了市场分工。”陈焕球说。

　　像沙子一样分散的农民

　　从博弈理论上讲，多次博弈会使博弈各方的契约关系更合理。“但在现实中是，农民第一年这样，第二年还这样。卖不掉甘蔗，他不埋怨市场和自己，他埋怨政府和企业。”陈焕球说，“结果就是政府再给企业施压，企业必须为农民的损失负责。”

　　如何稳定与甘蔗农的关系就成了制糖企业的头等大事。广西的许多制糖企业提出了“基地是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的口号。

　　“我们一直在推广订单农业。当然，中国农民多，实现它要有一个过程。”张鲁宾说。为了与农民建立好关系，广西的每一家制糖龙头企业都在大力加强基地建设。而要保障基地，就要对基地投入。据张鲁宾介绍，广西一家中等规模的制糖企业，每年要在甘蔗区投入上百万元，相当于每亩地每年要投入几十元钱。仅修路资金一项全广西每年就是1亿多元，按4000多万吨甘蔗产量计算，相当于每收购一吨甘蔗，要花3元钱修路。目的只有一个，稳定与农民的关系。

　　大多数的农民不愿冒风险，但在两县交界处地带，农民违约的事时常发生。“我们与农民做了订单，但在甘蔗价格高的时候，我们很难对农民有什么约束。”永鑫华糖集团总裁张永宁说。

　　合浦县一位政府官员就此对记者分析说：“中国农民不是专业化，他平均只种4亩地，不可能把时间都放在4亩地上。他们既种甘蔗，也养猪养鸡，有的还做点小生意。这不仅导致中国的甘蔗比国外成本高很多，而且使他们理性地集体议价能力弱。”

　　要解决这一问题，现实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甘蔗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据张鲁宾介绍，广西桂港市就有许多甘蔗专业户，种植面积在1000亩以上的。一些农民将土地租给种蔗大户，一般每年租金78元—80元/亩，好的地块大概100—200元/亩。

　　另一方法是企业租种农民的土地。“这个方式非常好。但目前大面积推广很难。”张永宁介绍，该集团目前租种的地块小的有100亩，大的有3000亩，约占其收购总量的3%-5%。以其旗下的合浦西场永鑫糖业公司为例，提供原料的农地共约16万亩，但租地面积仅为5000亩。

　　到目前为止，土地还是农民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流转也还有诸多限制。“如果政策允许了，我会大面积地收购或租用土地。”张永宁说，“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化工业之间的矛盾，是目前糖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旦这一步走出了，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