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拉德福德·德隆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斯塔文曾说，有关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太少又太快”。一方面，由于议定书只涉及到本世纪中叶排放全世界温室气体大约一半的国家，因此它并不是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危险的长期有效的防备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它要求工业化国家短期内花费巨资大幅削减排放数量，因此可能对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简而言之，《京都议定书》意味着为了微小的长期效应而忍受巨大的短期痛苦。

　　克林顿时期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主张在为本不属于《京都议定书》的东西建立模式的条件下而通过该议定书。他们预计，发展中国家会在某一时候加入议定书框架，并且会同美国和欧盟交换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权利而换取发展援助。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把《京都议定书》辩解为实在的全球性公共政策、同时又言而有据的人，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有人说“这是开端”，另一些人说：“这可以唤醒世界，让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那些谈判签署议定书的人用以上两种解释都不能说明他们造福了世界。当然，议定书签署以来这个世界变得更为糟糕。布什总统同副总统切尼一同否认存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而其财政部长奥尼尔和环境保护署署长惠特曼则意见相左），这恐怕让世界耽误了整整10年来制订处理问题的政策，特别是鉴于在布什任期结束前，国际上的无所作为还有可能持续。

　　政治牌将会重新洗过，而且当2008年11月美国选举出一位新总统时，将会有一个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新协议。到2009年，美国新的国务院可能会重新直抒己见。但是除非我们极为幸运，而且知道气候学家忽略了碳隔离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渠道，否则在2009年的时候，预测全球气候变暖的模型还将会特别不精确。

　　在重新审视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政策时，应当做两件事情。首先，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必须激励发展中国家沿着环境友好、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轻微的道路实现工业化。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工业化、教育以及城市化的艰巨任务。要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缓慢的目标，就必须辅之以提供大量援助的切实保证。

　　第二，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必须鼓励其能源产业向新技术投资。这些新技术可以使我们在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拥有一个碳气排放轻微而隔离显著的经济结构。为有效的研发提供适当的激励不是轻而易举的。当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并不明朗之时——对于气候变化而言就是如何找到有适用性的后碳能源技术，任何投资都具有巨大的无法收回的风险。而当投资者怀疑成功可能导致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以某种理直气壮的理由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无偿转让或仿制时，就难以鼓励私营部门的研发。

　　世界可以对全球气候变暖视而不见并且指望出现最好的结果，那就是气候略微暖和，既产生受益者（西伯利亚、北欧以及加拿大中部省份），也产生受害者（已经炎热的地区将更为炎热和干燥）；海湾暖流继续温暖欧洲，季风不受破坏，而且恒河三角洲不被更为猛烈的台风淹没。或者，我们可能希望，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利益被考虑进去的“我们”不是那些作为受害大户的“我们”。我们也可以继续视而不见，但凡是看过电影《后天》的人们都应该担心子孙的命运。（翻译/赵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