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春龙

　　11年后，佘祥林第一次回家过年

　　“我想帮助其他冤屈的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腊月二十三，民间祭灶的日子，也是俗称的农历“小年”。这一天，我专程来到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再次和佘祥林坐在一起。

　　这已是《瞭望东方周刊》在半年多时间里对他的第三次采访。

　　“今天我请客，咱们一起过小年吧。”佘祥林端起酒杯对我说。几次采访已经让我和佘祥林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出狱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不停有记者前来采访，他对记者始终充满感激之情。

　　这个世界变化真是快

　　“以前觉得北京太遥远了，现在感觉很近很近。”佘祥林感慨地说。几天前，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佘祥林去了一趟北京，“坐着飞机，约两个小时。”

　　从2005年4月1日至今，佘祥林已去过四次北京和两次广东。

　　在广州，邀请方曾让他坐过一次很奇怪的交通工具，在地底下跑，速度很快，后来他知道那叫地铁，“进门的时候要投个硬币，如果让我一个人坐，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甚至女儿嘴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新词。

　　他从媒体的报道中还知道了一个新的节日：愚人节。那天，他刚刚走出苗子湖监狱的大门，“我很纳闷，怎么还有这么一个节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洋节’，11年前谁会过‘洋节’，但现在这样的节日越来越多了，而且也越来越热闹。”

　　从雁门口镇坐车到他的老家何场村九组，佘祥林一路向我介绍着这里11年来的变化。他印象中老家周围的山很高，但现在觉得并不是记忆中的那样。最明显的变化是沿路的洼地，“以前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水，里面的鱼跳来跳去，但现在水早干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佘祥林的父亲没有在家。

　　“打牌去了。”佘祥林似乎早有预料地说，“他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

　　上次我来佘祥林的老家，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只是在佘祥林刚出狱的那天，我第一次来采访时见过一面，是一个没有过多话语的老人。那几天，他一直在家里守着，接待着一拨又一拨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老人又恢复了他既有的生活。

　　一个多月前，佘祥林花了近两万元为父亲盖了新房子，砖墙、铁门。说到原来的土坯房，佘祥林仍然心有余悸，“拆的时候太容易了，一碰就倒，我想，我今年（2005年）要不出来的话，他老人家说不定会被埋在里面。”

　　盖新房的时候，佘祥林同样遇到好多新问题，“请邻居来帮工，竟然都要付工钱，以前一家有事，全村的人都会主动来帮忙，还要什么钱呀！现在变化怎么这么多？”

　　佘祥林的感慨不止这些。

　　“我听说你们城里人，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佘祥林用一种非常惊讶的眼光看着我。

　　真想有个家

　　2005年10月27日，佘祥林拿到了45万元的赔偿金，包括自己的伤残赔偿和母亲的死亡赔偿等。

　　“100元面值的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45万，也可以码一大堆了，但是，这就是我母亲的生命、我的眼睛还有双腿换来的吗？这些东西是拿钱可以计算的吗？”

　　出乎意料的是，佘祥林在向我说这些伤心的事情时，显得很平静，甚至是哈哈大笑。

　　在对他的多次采访以及媒体的报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多少埋怨，甚至没听他骂过一句对他刑讯逼供的人。

　　在我和佘祥林吃饭的那家小餐馆，老板忙个不停，下午他们这里将接待一场婚宴。餐馆门口，不时有结婚的队伍穿过，夹杂着鞭炮和惊呼声。

　　我趁机问佘祥林，什么时候我能吃上他的婚宴，佘说，如果有那一天，他会第一个通知我。

　　“我真的想有个家，也好让自己心里有个寄托。”佘祥林毫不隐晦地说，“但我真的很害怕，我怕负这个责任，像我这样的人，能给人家安全感吗？”

　　“就像我坐的这个椅子，有个靠背，我就感觉心里很踏实。但我现在眼睛不好手脚也不好。”佘祥林举着自己的左手对我说。对着光，他左手短了一截食指。

　　出狱后，他收到了好多来信，包括一些人对他表示爱慕，不过，他想先给老父亲找个伴儿，他30多岁的弟弟也还没有结婚，“他们都是为了我才落到这个地步，我得让他们先过上正常的日子。”

　　年后要找个工作

　　元旦的时候，佘祥林曾给我发过一个祝福短信，我当时随手也给他回了一个，等“发送成功”的字样显示在手机屏幕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祝福他的是“工作顺利”。而我明明知道，佘祥林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次见到佘祥林，我对此向他做了道歉，但他并不在意，“年后我要找个工作。”

　　佘祥林说，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考虑以后该怎么办，有一个问题总盘旋在他的脑子里，“我究竟能干什么？”

　　“你说我能干什么？”佘祥林再次问我。佘祥林曾经有很多爱好，画画、体育运动、音乐，但是这些都因为身体的原因以及11年的断层，不得不放弃。

　　有好多好心人曾想帮佘祥林找工作，甚至有的企业家还主动邀请他，干一些很简单的活，发很高的工资。但佘祥林不想这样做，“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感觉人生太短暂了。”

　　佘祥林有一个“不知道是否可行”的想法，“我想去学点法律知识，专门为一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最好有这方面的基金能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不让弱势群体掏钱。”

　　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到太多的求助信，“我知道一个人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年，佘祥林还没有打算，一点年货都没有准备，但有一点是已经定好了的，“除夕那天回家和老父亲一起过，还有，到母亲坟上点灯烧纸。”

　　另一个定好的事情是，年后，他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年后的3月28日，他将迎来自己40岁的生日。他笑着对我说，40岁是一个人的不惑之年。

　　采访期间，佘祥林的女儿打来电话，他的手机铃声很是好听：“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