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内蒙古报道

　　他们的归乡路，他们的家——随农民工一起回家

　　李井付说过了年还是想早点回上海，“在家里呆长了没意思”

　　归来

　　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讲，这既是身体上的归来，更是精神上的归来。最难忘的，是一些普通人回家归乡的艰难与喜悦，也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及过去的许多年里，那些最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归来。这些归来，或会决定今后我们如何出发。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艰辛并不能阻挡回乡的步伐，因为家里有老父母的牵挂。“迁徙”的节日再一次来临时，记者与农民工一道出发，去体验他们的漫漫回乡路，体验他们艰辛以赴的——家。

　　出发前的虚惊

　　“你可来了！”1月21日7点50分，登上北京至赤峰的大巴车时，李井付松了一口气。

　　李井付的家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地乡老烧锅村，前一天下午，记者约好同他一道回乡，同行的还有他的哥哥李井波和嫂子邵惠娟。

　　8点整，嘈杂的车流和人声中，9494次客车准时出发，朝500公里开外的赤峰驶去。

　　“昨天的那个女人没来！”李井付说这个话的时候仍然显得有些不安。

　　“那个女人”指的是一个票贩子。20日下午，当李井付三人从顺义赶到朝阳区东郊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家时，发现火车票丢了。正在三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个陌生女人说可以带他们到附近的四惠客运站，并为他们买到当天下午的车票，条件是每张票多加30块钱。

　　到四惠站后，当天的票已经售完，女票贩也无可奈何，但是她说可以帮他们买第二天早上的票。兄弟俩一合计，不如自己试试买第二天的票，或许可以少花90块钱。

　　票居然很容易就买到了，150块一张。女票贩不干了，“是我带你们来这里的，你们怎么也得给我50块手续费！”

　　但李井付三人觉得票是自己买的，最多只能给她10块钱作为补偿。

　　双方在售票厅门口争执起来，女票贩见对方人多，捞不到便宜，拿了10块钱扬长而去，末了甩下一句话：“明天你们休想上车！这里的大巴司机我都认识！”

　　三人立刻不知所措起来，踌躇半晌，老大李井波说：“她可能会找人来打我们，我们快走吧！”

　　“往哪边走？”李井付问。

　　“我也不知道，往西走走再说吧！”李井波说。

　　老大、老二一人提上一个箱子，邵惠娟背上一个背包，急匆匆往西走去。走出10多米，李井付看见路旁停着一辆110警车，欣喜地对老大和嫂子说：“没事了，这里有110，她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老大还是觉得不放心，走到警车旁，弯下腰，问车里的警察：“你们明天早上还在这里吗？”

　　“在！”一位警察回答。

　　“明天她要敢找人来，我们就打110！”老大走回来对两人说，语气镇定了很多。

　　在车站附近，三人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每个床位25块钱。

　　尽管吃了颗定心丸，第二天早上，三人还是觉得惴惴不安，提前半小时就上了车，都没顾得上在车站门口吃点早餐。

　　漫漫回乡路

　　北京的空气依然很糟糕，灰蒙蒙一片，分不清是沙尘还是迷雾，看久了眼睛发涩。车内的空调温度高了些，让人觉得闷热。

　　李井付三人的心情显得不错。就在前一天，媒体报道，因为京广铁路郑州段大雪，北京十几万旅客以及郑州数万旅客被困火车站。他们算是幸运的。

　　开车前，三人只吃了几块饼干。车开出半小时后，三人明显感觉到饿了。“吃一个吧。”李井波递给记者一个梨。记者的位子与三人挨着，老大李井波夫妇坐在前排，记者与李井付坐在后面一排。

　　李井波夫妇用卫生纸擦了擦梨，一人吃了一个。李井付不爱吃梨，拿出水果刀，削了一个苹果吃。

　　“现在舒服多了！”李井波说。不料，没过多久，夫妻俩双双开始感觉不适，相继呕吐起来。

　　“平时我们没有晕过车，今天可能是因为没吃早饭。”李井波用矿泉水漱了漱口说。邵惠娟晕得更厉害，之后又吐了两次。后来记者得知，她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两兄弟都在羊毛衫厂打工，不同的是，老二在上海，而老大夫妇在北京。之前，李井付11日赶到北京与哥嫂会合。因为买的是最慢的一趟车，而且没有买到坐票，李井付几乎是站了22个小时才赶到北京。

　　“听说上海有直达车到北京，13个小时就到了，但是要四五百块，是慢车的五六倍，太贵了，不敢花那个钱。”李井付说着，拿卫生纸擦了擦水果刀，收了起来。因为经常接触冰冷的机器，李井付的手指长满了冻疮，又红又粗。

　　李井付今年22岁，面目清秀而未脱稚气。上学上到初二时，因为成绩不好，家里条件也差，并且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学，李井付不得不出来打工。一开始跟着老大在北京，前年经一个朋友介绍，去了上海。

　　“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千块，不好的时候八九百、七八百。刨去房租一百、吃饭将近两百，一个月能剩五六百块。”

　　老大李井波比老二大六岁，也是初中的时候就辍了学。“有一次跟老师吵了一架，就再也不想上学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大憨厚地笑。如今，他在北京打工已经整整10年。

　　不过，虽说在北京、上海时间都不短了，但兄弟俩对这两个城市依然感觉很陌生。李井付每天7点上班，晚上经常要加班到9点，而且几乎没有假期。“在上海两年了，我还没见过东方明珠塔！”

　　李井波打工的厂子在顺义，平时几乎不来市区，10年间只到过天安门广场，而自己买门票进去过的地方只有动物园。

　　至于朋友，两兄弟交的也都是外地打工仔，这么多年来，除了房东，兄弟俩几乎没有机会跟北京、上海当地人打交道。

　　大巴经顺义、穿密云，渐出北京。窗外的景色荒寒，山与地、路与桥、枯枝与寒树……一切都好像凝固了，只有河水冲刷开河床两边的坚冰继续向前流淌。

　　车厢内的视频开始播放节目。“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看生命回家路程漫漫……”超级女声们正在演绎《大长今》的主题曲《希望》。

　　“唱歌的是谁？”李井付问记者。

　　“超级女声。”

　　“超级女声？好像看过，不记得了。”

　　到家了

　　下午2点半，经过6个半小时的路程，9494次客车抵达了终点——赤峰市。回乡路的下一站是敖汉旗，赤峰到敖汉旗的客车10分钟一趟。经过商量，三人决定立刻赶往敖汉旗。

　　很快，三人以及记者搭上了去往敖汉旗的2269次长途大巴车。从下车、买票到检票再到上车，整个过程仅仅用了10分钟。

　　“三哥，我们到赤峰了，告我妈一声，让她把炕烧热了，别等我们回去了是个冷炕。” 上车后，李井波给他的堂兄“三哥”家里打电话，“三哥”就住在隔壁。

　　“昨天就烧上了，放心吧！”电话那头回应。

　　赤峰为契丹故地，多山地、丘陵。在东去敖汉旗的路上，一路景物——山、地、房屋、草树，一律呈土黄色，看的时间长了，眼睛有刺痛之感。

　　近乡情怯。李井付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了。“没回来是有原因的，”李井付说，“回一趟家来回车费加买点东西怎么也要一千来块，花不起。”

　　老大以往每年都回来，但去年因为去了河南周口的丈母娘家，所以也没能够回家。

　　李井付的妹妹去年嫁到了河北农村，现在孩子都满100天了。“去年我们家里只剩下两老人自己过年。”李井付无奈地说，“我们也想回来看看父母，但没办法！”

　　时间接近下午5点，夕阳照在光秃秃的土山上，大地一片猩红。李井付耷拉下脑袋，打起了瞌睡。

　　5点一刻，2269次大巴车抵达敖汉旗。

　　天已经黑了下来，但是回家的路还得继续。由敖汉旗到李井付所在的村还有七八十里地，每天只有下午2点半一趟车，并且下了车之后还得步行五六里土路。

　　“只能打车回了！50块应该能到家。”兄弟俩合计。

　　问了几辆车，司机都说油价涨了，而且现在是春运，低于70块不走。

　　“70就70吧，一年就过一次年！”最后还是老大李井波拍了板，他挑了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

　　柏油路只通到新地乡，由新地乡到李井付家所在的老烧锅村还有10公里的土路。在飞扬的尘土中一阵颠簸之后，晚7点整，黑色桑塔纳2000停在了一扇柴门之前。

　　家

　　老烧锅村是一个小山村，屋子背后就是山，门前对着的也是一座山。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打手机得爬到山顶。

　　李家的房子是四间砖瓦平房，半人多高的土墙加一扇柴门围成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两间土房，用来堆放杂物，土房的对面空地上整齐地堆着近一人高的玉米垛。

　　四间砖瓦房是前年新盖的，老大李井波为此花去了多年打工的积蓄，两万多块钱。

　　李井付的父母迎了出来。二老都很瘦，眼窝深陷，长年的风吹日晒使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起来像70岁的老人，实际上，李父今年才62岁，李母只有48岁。

　　“爸！妈！”李井付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父亲，眼前的老人似乎让他感到陌生。

　　“快进屋，屋里暖和。”李父弓着背将大家迎进屋里。屋里没什么家具，除了炕和几只装衣物的箱子，就只有一台25寸的长虹彩电。屋子的地上随意地搁着几棵大白菜。

　　李母忙着张罗饭菜去了。不一会端上好几个菜来，有芹菜炒肉、木耳炒肉、豆腐干炒肉、煎鸡蛋还有花生米，主食是饺子。

　　“脱鞋上炕吧！快吃饭。”李母招呼着大家。

　　“多吃菜！鸡蛋、猪肉都是自己家的！”李母说，家里每年都要养两三头猪，过年的时候卖掉一两头，留一头自己杀了吃。

　　但是芹菜、木耳这些蔬菜就来之不易了，要在10公里外的集市上才能买到。

　　集市不是每天都有的，每逢农历一、四、七才开张。以前，老烧锅村村民去集市都是赶着骡车去，前年，有了一个大变化，县里开了一趟班车。不过，要赶上去集市的班车并不容易，因为每天只有8点钟一趟。

　　为了买这些菜，李母一大早就赶车去了集市，直到傍晚才回来。不但买了菜，李母还买了三四斤鱼，另外还有对联、鞭炮等，准备过年的时候用。

　　尽管辛苦，母亲的高兴仍然溢于言表。“去年你们都没回来，年三十做了两个菜就打发了，没心情做。今年要多做几个菜！”

　　饭后，一家人坐在炕上聊天看电视。黄宏主演的一部抗日喜剧电影逗得邵惠娟发出阵阵大笑。

　　老二李井付把存在手机里的女朋友照片给母亲看。因为像素太低，照片显得模糊，李母看不清楚，但是很高兴，“你怎么不把她带回来过年？”

　　“才谈了两个月，时间太短了，明年再说吧。”

　　老大李井波递给母亲一条红腰带，“妈，明年是你的本命年，这是给你买的。”

　　父亲很少说话，只是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电视。他抽的不是普通香烟，而是烟叶，将切碎的烟叶放到一小张白纸上，卷起来成香烟状。

　　“普通的香烟不够劲。”李父点燃烟卷的一头，轻声说。这种烟草一斤十几块钱，足够抽一个月。

　　“爸，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老大说。

　　媳妇邵惠娟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放到李父面前，“爸，这是给你买的两瓶气管炎药和两包奶粉。”

　　夜渐渐深了，老大李井波夫妇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老二与父母睡一个炕。电视还开着。

　　“井付，还看电视吗？遥控器坏了，不看我下炕闭了去。”李母问。

　　“不看了，妈，我去闭吧！”

　　“你别出去，出了炕冷，我去！”

　　窗外万籁俱静，偶尔听见几声犬吠。炕的那边传来李父的阵阵咳嗽，老人的气管炎又犯了。

　　期望与苦恼

　　“爸、妈，明年我接你们去北京吧。妈帮我给工人们做做饭，爸可以找个工地看看门，一个月四五百块，比在家里强。”第二天早饭后，老大李井波对父母说。

　　李井波在2005年下半年开始了自己“小小的”事业，他从原来打工的厂子里出来，自己买了10台纺织机，雇了六七个工人，当起了小老板。半年下来，挣了一万多块钱，算是有了个良好的开始。

　　2006年，李井波的宏伟蓝图是将机器发展到20台，雇十几个工人。“搞得好也可以挣个十万八万的。”

　　把父母接到北京，一方面可以对父母有个照应，另一方面父母也能为自己帮点忙，两全其美。

　　“我去！”母亲一边用笤帚麻利地扫炕，一边爽快地答应。父亲则坐在炕沿上，弓着背，吐出一口烟，喃喃地说：“不想去，我就在家呆着吧。”

　　“他是怕去了北京不习惯。”李井波说，“还得做做思想工作，不然他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他，他不会做饭。”

　　其实，李井波也有自己的顾虑，要真的把父母都接过去，老家没有人看着也不行。“又不能卖掉，万一在北京整不好了，还是得回来。”

　　不过说到未来的孩子，李井波态度坚决，“不管整得好不好，一定要让孩子在城市上学，农村上学不行。老烧锅村一共四五十户人家，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老二李井付希望新年能多攒点钱。“以后娶媳妇，家里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自己。”

　　谈到前途，他感到迷茫。“现在厂子里开始越来越多地用电脑了，以后得转行，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口才不好也让李井付发愁，“现在在外头谁能说谁就能混得好，我的口才不行，要是能说点就好了。”

　　不过，李井付说过了年还是想早点回上海，“在家里呆长了没意思。”

　　这一天是农历的“小年”。晚上，赶回北京的路上，记者看到路上很多村庄亮着灯火，安静地躺在山的臂弯里。那个时候，李井波一家人应该是围坐在炕上吃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