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波

　　踏上最后归程的人们

　　回望他们的人生,是为了将那些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永远留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中国人有一种达观的哲思:走完了生命的历程,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家。在2005年离我们而去,找到最终归宿的人之中,有一些或因非凡的事迹,或因高贵的品格,令万千素昧平生的普通人长相缅怀,不能忘却。

　　淡泊归人

　　2005年5月26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在对外交流事业中与他长期共事的外籍人士注意到,新华社播发的悼词没有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是把他称为“中国人” ,这位欧洲犹太人的后裔再也不是无邦之人,他找到了自己的祖国。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随父母移居中国。爱泼斯坦从小就知道整个民族遭受歧视是什么滋味。 儿时经历使他从心底同情中国人,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1944年初夏,爱泼斯坦作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客观报道了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建设和武装斗争。在爱泼斯坦帮助下,新华社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他还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小册子的第一个翻译者和《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成员。

　　“文革”中,爱泼斯坦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3年获释后,爱泼斯坦拒绝了回美国工作的邀请,他告诉即将离开的同事,他生在中国,一切为了中国,和中国在一起,这一点无论如何不会改变。

　　一生倾注“民生”,致力于打破“遏制”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于去年10月病逝于北京医院。

　　荣毅仁去世后,很多报刊的纪念专刊都发表了荣毅仁与毛泽东主席的一张合影,那是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到荣家兴办的申新九厂视察时拍下的。荣毅仁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定息多少,是合营后大家最关心的事。多数工商业者是‘坐三观四’,嘴上说只要三厘,心里想四厘。毛主席党中央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拖个尾巴,大家十分开心。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

　　新生的人民政权知道,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同样重要。在荣氏家族带动下,上海的公私合营顺利进行,资本外逃香港的潜流得以遏制。

　　新中国从建国起就遭到“遏制”政策的封锁,当时急需的一些特效药品和关键设备,是荣氏家族通过在香港工商业者中的关系,突破封锁,不断运回大陆。

　　1979年,经济建设已重新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年春节,邓小平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茶叙。当时名义上的话题是“解决落实资本家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直接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历史再一次把荣毅仁推上前台,他受命组建的中信公司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和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中信成功,固然得益于荣毅仁长袖善舞,而国家对他超乎寻常的信任也绝非次要因素。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关头,荣毅仁都作为重视“民生”和经济建设的象征出现。之后,荣毅仁当选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务实之子

　　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病逝。在人们心目中,任仲夷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省委书记,这并非仅仅因为他在改革开放最关键的1980年至1985年,担任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书记。

　　在任仲夷身上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作风。1997年9月,83岁高龄的任仲夷以高票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他“德高望重,众望所归”。

　　任仲夷的“德高”当然首推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们耳熟能详的“深圳速度”、“蛇口现象”都出现在他当政期间。在那个改革还是新生事物,面临许多困难,认识又不尽统一的时刻,任仲夷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全力支持经济特区的各种实验,就是认准了改革开放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无论如何都要支持。

　　粉碎“四人帮”前,辽宁出了个张志新,公开表示对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不满,甚至对毛主席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质疑。“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于1975年4月将她秘密杀害。任仲夷到辽宁后,在督促公安司法部门落实平反此案的同时,还以省委的名义做了决定,将张志新的事迹作为教育党员干部保持气节的材料。

　　真理之祭

　　7月22日,101岁高龄的中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薛暮桥的名字首先要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新中国初期,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等构筑计划经济体制的几大战役中,薛暮桥一直担任中国财经领域领导人的主要助手。

　　改革开放之后,薛暮桥痛定思痛,开始系统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他宣布要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弟”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别人容易,反对自己难。中国计划经济的几大要件——追求单一所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不动”的价格体制,理论和实践都有薛暮桥亲身参与。长期身处枢要,已被奉为一代权威的薛暮桥仍能觉悟今是昨非,指出自己的谬误。据他的同事吴敬琏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薛暮桥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不改初衷,始终坚持。

　　苏联经济改革理论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2005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83岁。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雅科夫列夫是官僚体制中的“异类”。20世纪70年代,雅科夫列夫已经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却仍然在苏联社会科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都与官方见解相异,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对他“既做官又搞研究”的做法极为反感。

　　与顶头上司不睦的雅科夫列夫仕途失意,被发落到加拿大当大使,1983年至1985年,雅科夫列夫辞去行政职务,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主持的研究报告提出,苏联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政府应当吸引外资建立合资企业,打破经济上与西方世界隔绝的局面。这些看法在2005年不过是一个常识,但在20年前,这需要难以想像的道德勇气和学术良心。雅科夫列夫的这个报告成为苏联经济改革的先声。

　　文坛留馨

　　2005年,爱好文学的人们失去了几位大师。

　　4月5日,正值中国的清明时节, 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马萨诸塞州去世。索尔·贝娄的离去,至少在中国显得非常平静。北京王府井书店有关人士说,即使在名著类书中,贝娄的作品也属于卖得不好的。

　　索尔·贝娄是俄国贵族后裔,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当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索尔·贝娄不能流行,是因为他关心的话题、叙事方式和都市经验都与中国读者相距遥远。一位中国作家评论说:“贝娄所表达的精神世界的危机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被关注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来。我们还忙于处理物质危机。”

　　本该更出名的阿瑟·米勒却也在2005年尽尝身后萧索。这位美国剧作家于年初病逝,他用六个星期时间创作的《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演了60年,长盛不衰。1983年,阿瑟·米勒在北京人艺亲自执导了他的《推销员之死》,这是“文革”后在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戏剧。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是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任丈夫。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激起中国人关注他的热情,阿瑟·米勒走得异常平静。

　　长相忆及

　　辜振甫、汪道涵两位先生分别在2005年头年尾仙逝,海峡两岸的使者相继离去,两岸关系的汪、辜时代终于落幕,不免引人追思海峡两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两位使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都已是古稀老人。一个民族把团聚的大使命托付给他们,是因为这个东方民族相信,这个年纪的人不会再囿于一己私心,能够勘破得失,“从心所欲,不逾矩。”

　　1992年月10月28日至30日,汪道涵与辜振甫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两人在新加坡实现第一次正式“汪辜会谈”,虽然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由于双方参与者在各自阵营中的特殊地位,它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2005年5月初,汪道涵体内癌细胞已扩散,多次化疗使他头发疏掉许多,但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和虹桥迎宾馆分别会见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见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长时间卧床不起,直到12月21日上午10时,他最后一次从瑞金医院打电话到办公室询问两岸情况。三天后,汪道涵与世长辞。

　　新加坡的那次“汪辜会谈”中,辜振甫与汪道涵就某一具体问题发生争论,事后,辜振甫对汪道涵说:“这一段历史,我们是看不到结果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把棋给下死了。” 可以想见,晚年的汪、辜,以其眼界之高远,世事之洞明,对两岸问题一定了然于胸,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棋子不能下死”,要留一手给后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相信浓于海水的血脉之情终不能割断。

　　人们期待着中华民族合家大团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