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亮

　　朱学东：回家是我们的价值判断

　　“在中国，最留恋传统的往往是最底层的人”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朱学东离家远行已十多年了，但每年春节临近之时，他都会动用自己所有的社会资源，费尽周折只为了那一张回家的车票。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如今，我和他们已经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朱学东说，他在北京高档的写字楼上班，穿衬衫，打领带，经常有各种商业谈判，率领他的团队观察、分析市场的风云变幻。

　　“但是，亲情和乡情依然是心底深处的血脉。”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着过年回家的老传统。

　　“春节没有理由不回家。我总要赶在大年三十前到家，年夜饭要和父母在一起吃，那，才叫过年。”

　　他说他每次春节前回家的时候，当火车一开过长江，眼前一出现南方冬季依然是绿色的草木，他便想跳下火车往家里跑，好及早看到家的模样。虽然，他的理性告诉他，火车确实比脚更快些。

　　家、父母和回家的内核

　　朱学东的老家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武进，那是个春天油菜花铺满田间，夏天可以坐在自编的吊椅上，有虫鸣伴着荡秋千的鱼米之乡。他至今还记得起家乡每年秋天新米上市的香气。

　　“人一生记忆力最好的前十几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之后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忘不了家的味道。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们孝敬长辈，小心维护着妯娌之间的关系，勤俭节约，但也胆小怕事，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希望。”

　　朱学东说，他家乡还一直遵守着耕读传家的本分，他从小就接受着中国传统教育。家乡很尊重读书人，十多户人家里，有七户人家出了教师，其中除了教小学、中学的，还有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我在家的地位比我弟弟高，并不是因为我是兄长，而是因为我上了大学。而弟弟没有。”

　　父母留给他的印象是，小时候会揍他，因为他的父母都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虽然他笑说自己并不是“一个需要被打很多的人”。

　　朱学东想给父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脱离他小时侯曾经看到的艰辛和贫苦。但父母又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不愿意闲下来，不愿意离开生长的土地。他们也很想给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因而在老家盖了很多房子。

　　他很恋家，离家十几年了，但一回去，就能马上进入家乡的语境，可以什么都不想，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

　　而相对应的是，他在北京的状态却只是工作、工作，虽然他在北京娶妻生子，却并没有把北京当成真正意义上的家。因为他觉得，有父母在的家才具备家的全部要素，可以身心放松，可以偶尔偷懒。而子女都只是大树干上的分枝。

　　今年过节朱学东第一次决定不回家，因为父母将做第一次北京之行。父母的到来，使这个春节依然保持过年回家的内核。“只要父母来了，家的核心就是不变的，我还是可以放松下来，可以像以往一样，在父母面前偷懒，只管安心睡觉。”

　　“事实上，我们那里春节回家过年的习俗非常深厚，因为，越是草根的人，这样的情结也就越深。在中国，最留恋传统的往往是最底层的人。”朱学东说。

　　而“家乡”是一个使人内心柔软的名词，朱学东发现他身边很多人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但是年纪越大，普通话里的乡音就会越重，即使他们在新的城市正如鱼得水，“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无法解释”。

　　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根基

　　“我是个睡觉很安稳的人，一直如此。惟一的例外是，每年春节要回家的前一周，晚上我都无法正常安睡。”

　　大年三十，才是中国人旧历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家乡有个习惯，欠钱的人如果能躲过年三十，就等于债务可以再拖欠一年。大家还不习惯使用合同上写定的日期。”

　　“中国人工作时最心不在焉的时候就是元旦后春节前，只要元旦一过，朋友间就相互打电话叫吃饭，几乎每天都会有饭局，大家一起坐坐、聚聚，包袱该放的放，账该清的清，大家都要各回各的家了。而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会恢复斗志，开始新一年的工作。”朱学东注意到被正规纪年边缘化了的农历，正是中国人心里隐藏的年历。

　　武进本就是个相对富裕的地方，再加上20年来的经济发展，置办年货的观念已经淡化了，但年三十的时候，朱学东家里还是会杀一头猪，作为最大的年货。他的弟弟会去买很多的烟花爆竹。

　　这一天，家家都要聚在一起，兄弟两家各三口人，再加上父母，一共八位，推杯换盏，高声谈笑。在家里有了电视之后，春节晚会就成了家里人餐后的必然选择，而朱学东还是保留了一些城市的习惯，他更喜欢上网。

　　新年到来的时候，各家各户就开始走亲戚，这是中国人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小的时候家里没人，我就去邻居家吃饭，农村不像城市，邻居和邻居间没有交流，旁边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朱学东一般会在家里待上一个星期，“其实春节回家是一项非常不经济的行为，大家都拖家带口，千里迢迢。但这不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价值判断。”

　　对于他来说，过年回家，虽然是一年中的变化，却是人生中永远的常态，运行在再正常不过的轨迹上。

　　回家看看父母的白发，看看伴随他们几十年的人和物。家里的变化是缓慢的，即使猜得出，也会坚持回家。因为在他心里，只有这样一年才是完整的。而每年结束和开始的时候，他都会选择和父母在一起。

　　所以，当看到报纸上有人建议为了避免春运高峰而要进行分段休假制，他这样评价：大概这样的人心里没有传统感，他们不知道春节回家的特殊意义。

　　报纸上还有人提出申报端午节和春节作为民族遗产去加以保护，他也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认为，“民族的传统是血液里的东西，不用依靠外力维持，我相信我的儿子也会尊重这样的传统，即使方式有所不同。”

　　“传统是确认我们身份的标志，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它是这个民族有共同认识的重要基础。”朱学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