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津涛

　　费孝通 家人家事

　　有亲人在和没有亲人在，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春节前夕，费宗惠和丈夫张荣华完成了一次瑶山之旅。

　　这也是一次心灵之旅。更是夫妇两人多年的愿望。当繁华已沉寂如水，时间渐行渐远，他们的双脚踏上这片神秘的红土地，父亲费孝通的形象再一次清晰起来。

　　广西大藤瑶山。这个大山深处瑶族聚居的村落和费家人有着大半个世纪的渊源。

　　1935年冬天，费孝通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在大瑶山完成了对“特种民族”的调研后，在由古陈赴罗运的山路上发生了惨剧:费先生不慎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妻子王同惠在出林呼援时落入山涧牺牲。强忍痛失亲人的巨痛，费孝通在1936年以自己和王同惠之名完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风雨如磐70年，费孝通始终关注着这片土地，先后五次到瑶山，谋划瑶山的发展，研究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穿行于广西瑶人的山山水水，脚下这块土地父亲费孝通也曾经一步一步地量过，急流、丛林、险滩……费宗慧时时感到痛彻心腑: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慈爱的老父亲已经远行……

　　病榻上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2006年1月21日，距春节还有一周。记者造访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四号的费孝通住所，拜见费孝通惟一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及其夫张荣华先生(费孝通生前秘书)，得以了解费老生前的最后一段岁月。

　　这是一个僻静的所在。进门落座后不久，记者参观了费老的书房。这里仍基本保持旧貌，但据费宗惠女士介绍，费老的绝大部分书籍已经捐给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拉走了整整两车。目前书房里只留了两书架的图书，是家里人留为纪念的。

　　费老的书桌上摆着一幅全家福照片，已经有些发黄。费宗惠母亲孟吟当时还在世，按年代推算，这张相片至少应该拍了十多年。

　　书房的北墙上，是费老的大幅彩色相片。老先生笑得非常慈祥。相片两旁则是费老的亲戚费师夷书写的挽联。

　　“父亲去世之后的这个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北京，”费宗惠说，“我可以先和你说说这次到大瑶山的感受。”

　　“1月10日，我们从北京飞到桂林，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学生会合后，前往大瑶山。路特别难走，我们从县城到乡下坐车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实际上，广西大瑶山的路仍是中国最难走的路。而当年，这里是不通汽车的，我真无法想像父亲和同惠妈妈当年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和恐惧走完了这段路。当然，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费宗惠的眼圈红了。

　　“为什么要去大瑶山?因为今年也是父亲到瑶山进行学术调查研究70周年。”张荣华补充道，张荣华认为，费老的事业后继有人，如果九泉有知，这才是费老最欣慰的事情。

　　“父亲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他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晚年的时候，他身体较重，行动也不太方便，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出去搞调研。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

　　从2003年12月入院，费孝通共在北京医院治疗了一年零四个月。在女儿的陪伴下，费孝通在医院病榻上度过了2005年的春节。

　　“2003年12月的一天，父亲喝水被呛二次，他开始不肯去医院。晚上的时候，他开始发低烧，我们马上联系医院。后来病情不断发展，直到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从那之后，父亲的情绪比较差，但他的思维一直很清楚。我每天去医院陪他，能读懂他的眼神。去年三十那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医院，直到晚上12点多才回新街口的家。那是我们父女共度的最后一个除夕。”显然，回忆是痛苦的。但直到今天，费宗惠仍感到父亲没有从这个家离开。

　　“有亲人在和没有亲人在。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父亲生病时我每天跑医院也不觉得累，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因为我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我舍不得他。医院也想了各种办法，让他恢复。那些小护士特别好，下班的时候也要过去看他一眼才放心走。”

　　“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岁末的北京城，已经有鞭炮不时炸响，回荡在古城上空。

　　在新街口外大街四号的费家，费宗惠也在等女儿回家。

　　“后天张勤就从澳洲回来了。实际上，女儿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父亲和她说的话，也比我多。因为女儿是我父母一手带大的，当年我父亲骑的自行车后一定带着一个小尾巴，那就是张勤。”费宗惠说。

　　费孝通病重直至去世，张勤都在国内，安慰同样年迈的父母费宗惠、张荣华，并照料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久之后，费家按政策将从新街口外大街四号院迁出，民盟中央另给费宗惠一家安排了一处房子，张勤直到将房子装修收拾好才回到工作生活的澳洲。

　　费宗惠当了30多年教师，退休后一直照顾父母的生活。1994年，母亲去世;11年之后，她又送走了老父亲。

　　“实际上，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很小就住寄宿学校，中学、大学也是在学校住，只星期日才回家和父母吃一顿饭。大学毕业后，我和爱人张荣华被分配到吉林省公主岭市农业机械学校，在东北一呆就是13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母亲身体不好，我们一家才调回北京。”费宗惠回忆道。

　　“虽然在父母都已经年过七旬的时候，我才回到他们的身边。但家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温暖的地方。父亲的胸怀非常宽阔，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一直告诉我:你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要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学习。”费宗惠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她和爱人张荣华都曾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也想过出国深造，但想到父母需要身旁有人照料，也就放弃了。

　　费老的勤奋和善于思考给费家人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1999年春节，费皖(费孝通侄儿)和姐姐一家去给叔叔拜年。

　　“来到书房，坐定之后，叔叔问街上热闹不热闹?我说比往年热闹一些，可能是政府努力恢复过去的一些传统庆祝形式吸引了老百姓吧!大概是‘传统形式’这四个字勾起了叔叔的回忆。他说小时候最高兴过春节，不用上学，可以尽情地玩，又有好东西吃。小孩子们还要轮流到挂着祖宗画像的厅堂里，磕头拜祖宗。这个血缘关系和‘家’，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们今天就不会到我这里来。再看看城里做工的打工仔，他们在农村也有个家，如果在城里发生了问题，没活干了，他们有退路，可以回家，这个家就是他们的‘保险公司’……”费皖回忆道，叔叔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又聊起了社会学。

　　“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最近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

　　“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父亲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

　　2003年2月的一天，费皖(费孝通侄子)去看望叔叔。一进门，费宗惠就对他说，你快去看看，老先生这几天老在看书，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你去和他聊聊天，换换“频道”。

　　费皖推门进去时，发现叔叔正在看的是钱穆的《国史新论》。他指着那本三四百页厚的书说，“里面写的好多东西过去我都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关于中国历史知道得更少了。”

　　其实他一直在担忧

　　2005年11月1日，民盟中央和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一个追思费老的座谈会。

　　“我去看望病中的费老，他还说，想找几个人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提出文化自觉，和而不同。我认为，费老是一个真正为人民寻找道路的社会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评价道。

　　张梅颖副主席对与费老初次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2001年，我到民盟中央工作，去办公室看他。他说，要下去走，多走啊!我和他开玩笑说，我这个医生下去看什么，我又不懂社会学。费老说，多下去，多走，就好了。今年，我跑了二十个省。上个月又去了定西。费老生前二十年间七访定西，写下了见解独到的文章，为促进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发展思路。费老也用他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带动了民盟中央的同志。”

　　张梅颖认为，民盟中央这么多年在多党合作中有所作为，费老居功至伟。费老常说，以经济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费老晚年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问题。寄希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宽容。我体会，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在思路上是一致的。”

　　费宗惠感到，父亲走了，但他还是有遗憾的。事实上直到他手不能写，口不能言了，但能看出他心里还有一种愿望在支撑着他。

　　“我们认为，用父亲的三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可能会比较恰当。第一句话是葵酉(1993)早春写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16个字可以说是父亲晚年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志向和理想的总结。第二句话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句话是他作为民盟中央主席，对广大盟员怎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提出的要求，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的概括，是父亲实现‘富民’理想的具体方法。第三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是1990年11月，父亲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研讨会’演讲时提出的。这16个字标志着父亲已经从对人的‘生态’的研究，转到对人的‘心态’的研究。这一转变，既适应‘人类不同文明如何和谐相处’这样一个当代重大课题，也反映了父亲自身心路历程的演变。”张荣华和费宗惠对费老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概括。

　　“其实他一直在担忧，忧天下之忧。”费宗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