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早就提出希望溥仪能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在专门为爱新觉罗家族举行的一次家宴中,周恩来又一次提起了溥仪的婚姻问题。这时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悄悄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我大哥有病……”

　　这以后，北京市民政局一位副局长又专门就溥仪的婚姻问题与溥仪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一次，溥仪自己也说出了“我有病……”他并且还破天荒地亲口说出了自己病的隐秘。

　　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政协委托北京协和医院对溥仪的身体作了一次彻底检查。据说诊断书上依旧令人“惋惜”地写着：患者于三十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曾三次结婚，其妻子均未生育。

　　后来，全国政协又特地请著名老中医施今墨为溥仪诊断。经检查，老中医的结论是：生理本质未发现太大问题，病有可能治愈。这以后又请了广安门中医院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又请了著名中医蒲辅周，又请了人民医院院长钟惠澜，又请了四代祖传世医张荣增。张荣增还特地为溥仪献出了两剂妙方：

　　（一） 鹿茸五钱，多至一两，长毛切片，山药一两为未。薄绢包之，用白酒一瓶浸泡后饮之。日三小杯为度，酒尽，再浸泡一瓶。饮后，将鹿茸焙干，作药内用，必效。

　　（二） 沉香五两，木香一两，青盐一两，川栋子肉青盐炒三两，枳壳去稂，酒浸后炒，韭子酒浸炒各三两。成丸服用。

　　据说，此药服后，果然奏效。溥仪的病明显有了好转。

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溥仪的婚姻问题甚至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设家宴邀请溥仪和王季范、章士钊、程潜、仇鳌等四位老人吃饭时，曾问溥仪：“你还没结婚吧？”溥仪说：“还没有呢！”毛泽东说：“还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毛泽东这番话的分量在当时似乎一点儿不亚于溥仪登极亲政时说的话的分量。所以，上自共和国总理，下到溥仪的家人，大家都为选择溥仪的第五个女人而忙碌起来了。

　　据说这期间溥仪有过与五个女人的毫无结果的交往。第一个是婉容姨娘的女儿，是一个看上去“门当户对”的满族姑娘。她将近五十岁了，因为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娇生惯养，浑身上下，仍然是一副阔小姐的作风。解放了许多年，还是不愿意参加工作，说话、走路，一招一式都忸怩作态。溥仪因为对她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就跟她开了几句玩笑。谁知她自己竟然动了芳心，以为溥仪对她有意，事后一再托亲属给溥仪捎话，表示愿意跟溥仪交朋友。后来溥仪没办法，只好严辞拒绝。

　　第二个是溥仪七叔载涛的干女儿，是一个靠皇恩起家并且念念不忘皇恩的靓姐。她很年轻，整天打扮得像个花蝴蝶。头顶上镶银佩珠，脖子上更是珠光宝气，脸上自然少不了厚厚的脂粉。靓姐还会唱昆曲，并且造诣颇深，唱起来让人柔肠百转。她还会跳舞，曾百倍热情地邀请溥仪与她共舞，并且还不止一次主动送货上门地赶到当时溥仪住的崇内旅馆，似乎不仅要口头上“献爱心”，而且要实际上“见行动”。靓姐朝气蓬勃，魅力无穷。没想到溥仪“根据自己选择爱人的标准”，竟觉得靓姐“尚不理想”，于是就“对她采取了回避态度。”

　　第三个女人是一位文史专员帮溥仪物色的。她三十多岁，人长得很漂亮，并且也常到政协礼堂跳舞，舞也跳得相当漂亮。溥仪跟她接触了两三次，有人说这女人作风不好。“作风问题”是中国一个时期看似含混其实含义众人皆知的一个专用词汇，说清楚了就是指男女之间存在某种不正当的关系。溥仪后来也弄懂了这个晦涩曲折的词汇的真正含义，他似乎由此找到了拒绝女人的借口，于是就立刻不再与她往来了。

　　第四个女人是一位政协委员。她是经一位副部长介绍给溥仪的。副部长还专门安排了一顿饭，让两个人见面。饭吃得差不多了，副部长喜鹊银河搭桥一般地说：你们俩出去走走吧。俩人像谁也没听见似的，都没动地方。于是，这一面以后再就没有下文了。

　　第五个女人还是政协的人给介绍的。这一位不但有身份，并且还能讲几国的外语。可算得上“鸟语花香”了。无奈溥仪反复考虑的结果，“觉得还是不够合适。”于是又“拜拜”了。

　　五个女人，有门当户对的同族，有撩人心扉的靓姐，有政治上颇有地位的官员，也有精通外语适合外交的儒妇。这些人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没想到，就是因为她们各有千秋，溥仪反倒觉得不够合适。

解开迷底也不难

　　最后李淑贤出现了，这一次，溥仪没觉得“不够合适”。相反，他感觉很合适。 李淑贤什么地方使溥仪动心了呢？李淑贤在自己口述的《溥仪与我》一书中这样说：

　　论文化，我只有高小程度；论职务，是个普普通通的护士；论待遇，我不过每月挣那么五十几元钱工资。溥仪为什么偏偏能够爱上我？而且爱得那样诚挚，那样深沉！

　　李淑贤一直都感到困惑。其实解开这个迷底也不难。溥仪后来曾向李淑贤谈到他第一次见到李淑贤的印象。结婚以后，溥仪也向我讲过他第一次见到我的印象。他对我说：“你穿戴朴素，人品老实，经历很苦，让人同情。又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我喜欢。”。

　　的确，李淑贤八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后来受继母虐待，又从上海辗转到北京避难，寄人篱下。好不容易能独立生活了，又频频遭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她没有婉容那般如花的容颜，也没有谭玉龄那样亭亭的身段，甚至连最能呈现女性魅力的部位，在她身上也表现得过于平淡。并且她还说：“我这个人经不得风霜，常常感冒。”“一九六三年一月间，我因妇科慢性病发作而不得不住院治疗。”“我因患子宫瘤而施行摘除手术……”

　　显然，李淑贤在溥仪的眼里是一个弱者。与李淑贤相比，溥仪过去见的那些女人都太年轻，太健康，太活跃，太正常，或许某种要求还太强烈，溥仪显然应付不了那种强烈的要求。在这方面他一生的遭遇实在太多了。饺子吃腻了就想吃窝头，这是换口味。溥仪的这种选择不仅仅是换口味，更是一种知己知彼，是一种明智。明知道自己只能扛五十斤，那就绝不能硬捡一百斤的袋子扛。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不过后来与李淑贤有过多年交往的贾英华出版了《解密》一书，第一次披露李淑贤曾做过舞女，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离婚的前夫解放后被镇压。与溥仪结婚一年多前，她与第二个丈夫刚刚离婚，这以前她还曾与一个日本特务一度同居。李淑贤在自己的《自传》里也说：“我曾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个人到处流浪……解放后男人和女人才真正平等了。”至于李淑贤的身世如此复杂怎么能成为溥仪的妻子？贾英华的回答是：“虽然当时审查那样严密，但恰恰是严密之下也有偶尔的漏洞。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在他们婚前，全国政协也在调查李淑贤的身世背景，等事情弄清楚，他们不但已经结了婚，而且正在闹离婚呢。”贾英华还说，周恩来为了防止溥仪再次离婚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影响，曾专门接见溥仪夫妇，这以后，李淑贤就没敢再提离婚的事了。李淑贤闹离婚的起因据说也是因为溥仪与他的荷尔蒙。

真正平等的爱情

　　溥仪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和五个女人。但称得上自由恋爱的只有与李淑贤的最后一次，真正平等的爱情也只有这最后一次。溥仪爱过谭玉龄，他甚至把谭玉龄的骨灰带在身边。但即使这样，他对谭玉龄的爱仍然不是平等的，而只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是带有更多的“宠幸”成分的。惟有李淑贤是一个例外。溥仪对李淑贤的爱甚至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晚七时，北京南河沿政协俱乐部礼堂，一对不寻常的恋人在这里举行了婚礼。与过去皇上的大婚相比，溥仪与李淑贤的婚礼似乎过于简单。但出席婚礼的人名望并不低。载涛、溥杰、郑洞国、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各界名流，民主人士，一应俱全。婚礼的第二天，周恩来即专门派国务院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溥仪家中祝贺。 

　　婚后要求不算强烈的李淑贤还是发现溥仪在背着她注射男性荷尔蒙。那次李淑贤感觉溥仪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李淑贤问溥仪是怎么回事儿。溥仪躲躲闪闪的。李淑贤查看医院的废弃物篓子，结果发现了刚刚用过的荷尔蒙针剂瓶。李淑贤嗔怪地说了溥仪。这件事发生在溥仪与李淑贤婚后一个星期。

　　按说李淑贤应当满足。溥仪不仅解除了李淑贤精神上的孤独，而且开拓了李淑贤的眼界，尤其是：他把李淑贤从一个很普通的小圈子带入了很高的上层。在那里，李淑贤不仅与许多过去想都不可能想到的著名人物平起平坐，而且她还多次见到周恩来，见到刘少奇，见到许多外国领导人。她陪同溥仪游览了全国各地，每到一地都受到周到细致的接待。对于这样一个出身坎坷且体弱多病的年近四十岁的女人，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吗？李淑贤还能不满足吗？更何况这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女人，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人呢！

　　溥仪的一生似乎都是在不那么雄性的状态下度过的。尽管他曾经努力过，曾经极力想改变这种状况，并且许多人也为这种改变而煞费苦心，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很理想。那幼年的创伤实在太深刻了，以致深刻到这以后的年代一直都无可挽回。

弗洛伊德与“力必多”

　　马克思把人放到社会中去考察，得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结论。弗洛伊德把人做为一个纯粹的人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人受“力必多”支配。“力必多”似乎可以理解为表现为性欲的一种自然物质。当人们想方设法去证实究竟是马克思正确还是弗洛伊德正确的时候，人们自己已经在走进误区了。就像一个人说苹果是圆的，一个人说苹果是甜的。而另一些人则想在“圆”和“甜”两个结论中确定一个、否定一个一样，是不可能不陷入荒谬的。

　　人受“力必多”支配。反过来，一个人的状态也??学家普遍认为：一个人是充满自信的，还是缺乏自信的；是果敢的，还是忧柔寡断的；是十分从容的，还是紧张而不松懈的，这些都会在他做爱时表现出来。性爱行为往往是一个人自我形态的缩影。在性行为中表现出的不健全，往往不仅决定这个人个性，而且影响这个人的社会行为。性的弱化会直接导致人的弱化，甚至会导致人的变态。我们当然不能奢望一个没有激情的人会有什么创造力，我们也不能奢望一个没有任何冲动的人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弱化了的人只能无所事事，只能逆来顺受，只能任人摆布。他不但不敢为天下先，而且不想为天下先。他自己是一潭死水，自然也满足于周围环境的一潭死水。

始皇帝与末代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个始皇帝，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末代皇帝。人们如果有兴趣把最早的皇帝和最后一个皇帝加以比较的话，那么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始皇赢政，这是一个长八尺七寸，大七围的彪形大汉。他虎口、日角、大目、隆鼻。他力拔山兮气盖世，舞剑弄棒，无所不能。他对爱情、性欲、友谊、荣誉、地位以及财产，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他长大了。长大了的他干了些什么？他并吞八荒，囊括宇宙，动用数十万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秦军，南北征战，一举扫平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接着他断然决定：废除周王朝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体系，中央设三公九卿，把帝国划分为四十一个郡以及若干个县，将最高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他下令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他活泼旺盛，充满朝气，像一匹不停奔驰的野马，只知永往直前，从不后退。他人将垂老，仍对蓬勃的生命充满留恋，于是不惜重金，派人四处去寻觅仙药，企图能使自己青春永驻，长生不老……。

　　这是怎样一个强悍的生命啊！秦始皇的这些所有作为，都不难使人看出他体内澎湃涌动的“力必多”。那么溥仪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溥仪身上感受到那澎湃的“力必多”了吗？如果没有感受到，那么我们能不能断定，这就是末代皇帝的悲剧所在呢？或者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所在呢？

　　中国最早的一个皇帝和最后的一个皇帝，迥异的个人素质，迥异的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