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收入是太低了。据统计，2004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是539元，仅是城市“中产阶层”人士的一顿饭钱。这让很多学者感到痛苦，原来令人非常骄傲的“中国速度”也变得有些冰冷。一些专家抱怨，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把劳动力的低价格当作惟一的竞争优势是导致农民工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另外一些专家有不同看法，他们估计，中国每年将有四千万到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他们建议，中国需要优先解决工作机会问题，然后再考虑收入偏低问题。四千万工作机会，这是个大数目，它相当于法国15岁到65岁间的总人口数，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每年要为所有能工作的法国人再找一份工作。每年创造四千万个新工作机会，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希拉克总统在1995年就发誓解决法国四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他花10年没能解决，到了2005年，法国年轻人用暴乱羞辱了希拉克总统的诺言。

　　除了每年四千万个新工作机会这个艰巨任务之外，中国政府还要面对另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据国务院2004年的统计，中国农村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有大约五亿八千万人。一些专家估计中国的农业生产需要八千万人就足够了，于是大约有5亿农村劳力必须寻找非农业工作，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了。5亿人等候着新工作，这就造成极度富余劳动力供应，这个富余的供应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而这两个后果会限制中国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可选的政策空间。

　　第一个后果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会偏离劳动力的价值。这个现象就有点像自来水的价格。没有水，人就会死去，因此，水的使用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由于地球上有很多江河湖泊，所以人们买水的钱是处理和运输水的费用，不是水的价值。政府能用行政命令提高水的价格，但是，富余的供应会最终让行政命令失去作用。中国劳动力极度富余已经是一个事实，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会偏离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经济现象会伴随着中国再走10年或20年，用行政命令提高劳动力价格是权宜之计，只能短期有效。

　　第二个后果是造成提高生产率困难。提高生产率，就是要使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价值增加。生产率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才有可能提高。美国工人之所以可以享受高工资待遇，是因为美国的生产率特别高。美国提高生产率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投资购买更好的生产工具和投资提高工人技能；二是减少低技能工人的数量。现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为5亿几乎没有什么产业经验的农业劳力找到工作，用削减低技能工人的办法提高生产率更是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惟一可行的道路是：继续吸引国外、国内投资多办厂，创造更多的工业生产机会，在生产中提高农民工技能，随着农民工平均小时产出价值的提高逐渐地提高他们的工资。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在谈到农民工问题时，提出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定，这个战略能有效地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里，我们会遇到比过去几年更多的挑战。首先，这个新战略把战场放在农村的乡镇，这个战场比城市要广阔的多，参与的人员更复杂、多样，而新的乡镇投资项目会需要大量土地，如果管理不善，就会造成新一轮的恶性“圈地运动”。其次，乡镇投资项目会给农民工更多的收入，但是，农民工因为本身较贫困，所以他们的储蓄率较低，他们会趋向于把获得的收入比城市居民更愿意掷向个人消费。这个趋势好的一面是推进GDP的增长，但不利的一面是使中国经济更接近发生通货膨胀的临界点；大量的乡镇投资会导致乡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高于消费品供给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会突然出现消费品短缺。所以，帮助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劳动价值含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困难是多方面的。让我们想像一下一个典型农民工的生活———他来到城里，也许当建筑工人是惟一的选择。每天工作10～12小时，收入菲薄，他几乎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学习建筑之外的技能。几年高速建筑浪潮退去后，大部分农民工也只能带着剩余的工钱和双手回到农村。

　　要打破这个“农民工低技能怪圈”需要农民工用人企业和政府的帮助。农民工用人企业需要认识到，牺牲一点利润，给予农民工合理的时间学习一些未来的劳动技能，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虽然不能用行政命令提高农民工工资，但是，政府完全可以投资建立针对农民工的人才分流过程，把单一的、冗余的简单劳动力供应转化为多种特殊人才的供应；建设针对农民工的人才提炼工程，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技能。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不会浪费发达国家在利用生产全球化提升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过程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在解决中国巨大农村人口就业问题的同时，把农民工转化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