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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农民工来了，一下火车就打定主意不再回乡。
本报记者 杜江摄
“急聘服务员，18至25岁，包吃住，不加班，月薪800元……”
“速招装配工，30岁以下，包食宿，底薪900元，上社保，加班另算……”
“急招送货员，30岁以下，包食宿，月薪1200元，签合同，每周休两天，按时发工资……”
和前几年一样，2006年春节过后，珠三角许多工厂门口随处可见大量的招工广告。不同的是：招工的在拍胸脯许诺，找工的却要货比三家。这主雇之间，好象过了一个年就变了样。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新一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何止布衣换上西装那么简单。他们来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下火车就打定了主意不再回头，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像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没有谁还能够称他们为“盲流”，也没有谁还能够用怜悯的眼光去打量他们，因为他们是新一代的农民工，历史注定了要把他们推向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台。
“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了”
社会的变化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少不以那些企望世代相袭的城里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将那些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人称为“新生代”，因为这些人最不愿意因循守旧。然而，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农民工却远较那些城里的同龄人志向更具体，动力更充足，意志更坚定。实际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根本就没有种过田，皮肤不再黝黑，乡音不再浓重，有的还染着头发，戴着耳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几乎都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了。”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我这辈子打死也不会当农民，当然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和记者交谈的这位青年农民工叫王成新，28岁，湖南娄底人。他说，他所在的村与城市相比真是太穷了，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就连看电视的频道和节目也很少。“今后我想和朋友们联合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我们说好了，决不压榨工人工资，决不强迫工人加班加点，要给工人买社保，每天上班8小时，每周休两天。”
王成新或许没有读过李白的诗歌，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在他的身上并不明显。但是，他应该庆幸他所生存的时代，因为正是这个时代，使得每一个“乡下人”都具备了“出门去”的条件。王成新的想法看似很朴素，却代表着新一代农民工之精英的典型心态。但愿若干年后，记者再采访时，他已然是“王老板”了。
当然，西装虽然穿在身，其心依然是农民心。由于受成长环境局限，与同龄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底气不足，文化知识欠缺，社交礼仪匮乏，甚至连过马路都争先恐后。在采访中，记者就见到过这样一位来自四川叫杨平的女青年。她告诉记者：两年前她看了《郎才女貌》这部电视剧，里面那些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一族给她留下很深印象。“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当一个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丽人。去年9月份我在深圳一家餐厅做咨客，中间我到过两家单位应聘做前台服务员，结果面试官挑剔我走路外八字太明显、爱习惯性地搓鼻子等等。我很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是社会上这类学校的学费贵得吓人我读不起，哪里才有适合我们的礼仪培训学校呢？”
“这种工厂，傻瓜才去！”
在外来工专场招聘会现场，经常有青年农民工抱怨那些工资待遇差的单位：“每天要干10小时，每个星期休一天，还这么辛苦，谁能受得了！”“在老家干这个工作也能挣到同样的钱，何必大老远跑到这里受罪！”“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这种工厂，傻瓜才去！”
这就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早就没有了土地的概念，他们已经熟悉了市场经济，他们实际上是在与城里的同龄人竞争，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谋发展，求生存，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退路。
一位40岁的江西农民工颇多感慨：“现在青年人找工作真是挑三拣四，要是在10多年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去不可。那时我来广东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出粮（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里敢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就是两代农民工的差别所在，背景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广东工业大学学者涂钰青对此评价说，这说明了一个深层次问题：时至今日，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涂钰青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看，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敢于同市场博弈的结果；作为劳动力供给者，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厂方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辈那样忍辱负重，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走了之，重新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和舞台；今年春季农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中的一次胜利，更是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一次进步。
新一代产业工人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当他们拎着破旧的蛇皮袋拥挤在火车站时，城里人开始怀念户口簿的作用，而那些用工者们实际上却是心中窃喜的，因为雇佣农民工，就意味着节约成本，再加上劳动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农民工所从事的多是“苦脏累险毒”等体能型劳动，但所得到的回报远远低于城市其它各个阶层。他们之所以默默忍受，全拜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所赐：忍辱负重、养家活口、世代繁衍。
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迁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城里人的工资水平逐年增加的时候，却将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责任完全交给农民工，那是很不合理的，也是极不厚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在最大的程度上分享，农民工不再应该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事实上，如今农民工薪酬的大幅上涨，其反映的就是市场的本来面目，意味着体能型劳动力价值开始得到市场的重新评估和矫正。
国家发改委于2月14日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指出，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许多专家学者据此提醒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本将全面上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代农民工无疑拥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力。皮球被抛到了用工企业一方，谁更被动谁更主动，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珠三角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大多已经注重满足农民工意愿，构建利益双赢的和谐劳资关系。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响应历史的召唤，他们肩负的使命已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成为各地的城镇居民，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骨干力量。(本报记者 吴卫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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