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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履新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出新书阐述宣传观与新闻观 1谈新书 两本新书一个标题
新京报：最近发现了你的又一本新书《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我知道你的第一本《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半年内重印了六次，是一本畅销书。您一年内出了两本主标题一样的新书，那么，这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呢？
赵启正：第一本书包括我在国外各种场合的20篇演说和40篇对话———这些对象包括不少国家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政要，有的是媒体领导或记者等等。第一本是一个现场的记录，清华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们是作为案例来用的，他们希望让学生从中学就知道如何与外国人进行思想交流。无独有偶，这本书也被一个德国大学采用了，德国爱希瓦尔国际大学中文教师约尔克在电子邮件中说：“赵启正先生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一书展示了他富有人情味的、雄辩的和灵活的外交风格，他在作为中国的‘新闻主管’时，用一种灵活的方式展现了北京的政策……我教授中文课程的时候，把这本书作为我的教材，不仅让学生了解中国，还分析其中的辩论逻辑、修辞方法以及挑选素材的方式。”新出的这一本与第二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多了一些关于外宣艺术本身的论述。外国人去了上海，会觉得中国很繁荣，去了北京，觉得中国很古典。如果去了西北，就会觉得大开发的壮观。所以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表达中国的责任。第二册是按照外宣理念来分类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责任编辑下了很大的工夫。
2谈宣传 当新闻发言人要内外兼修
新京报：近几年中国各地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越来越普遍了。你认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
赵启正：政府发言人的确是“传话”的人，传的是国家政策、社会进展，传的要准确、清晰，可谓责任重大。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在知识面上要做到“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在政治面上要“政治成熟、立场正确、敢于负责”。
政治成熟概括地说就是要对邓小平理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党和国家政策，包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政策有融会贯通的掌握，能够在政治上很纯熟地把握和应对局面。立场正确就是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勇于负责是指当你遇到新的尖锐提问，又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时容不得你再请示和商量，能答的还是要负责地回答，而不容随便推托———因为你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再有要讲究逻辑，有理有节。讲究逻辑的基础就是实事求是，偶尔会碰到我们尚不了解的情况、不知道的问题或涉及国家机密，那么宁可少说、不说，也不可以说假话或胡乱应付，否则会破坏新闻发布的权威性。
新京报：那么有理有节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赵启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善待记者。记者是新闻人，他追求的是新闻，在新闻发布的场合，他们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挑战者”。不是你的学生意味着你没必要像讲课一样长篇大论；不是你的部下意味着你不能以做指示的口吻讲话；不是你的朋友意味着不能说，我只告诉你们，千万别说出去。不是你的敌人，因为他们会提一些很尖刻的问题，但多数是因为职业需要。
新京报：新闻发言人对国外和国内的表达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赵启正：受众不同，国内外的记者的要求也不一样，现场提的问题也往往不同。对内重点是政府的新政策、新的发展规划和社会发展动态，对于民众困惑问题的解释，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同时也回答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达到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对外是真实地说明中国，促进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是要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国际表达”的意思是让外国人听得懂，这不只是指中文要译成外文，是指表达方式要符合他们的文化背景。《梁山伯与祝英台》用越剧来演在世界范围就不太容易传播，用小提琴协奏曲就传播开了。而对记者来说，就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
3谈新闻 社会进步不是一蹴而就
新京报：我在你的这本书里看到一节，你对外国人把“宣传”和“说明”做了很明确的区分，从书名中也可以看出你的考虑。为什么会这样？
赵启正：我在与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对话时谈过这个问题，“宣传”一词的内涵在中国是完全充分和正确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外国词和它完全对应。以前往往把它翻译成propaganda，这是个贬义词，有强词夺理之意。因此我们在做外宣的时候，在不同情况下，翻译成不同的词。比如“说明”（detion）、“公布”（publicity）、“推介”（present），或者“传播”、“交流、“沟通”（communicate）等等，从而避免一些外国人的误解和说道。
新京报：你认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有欠客观公正，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儿？
赵启正：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是在冷战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保持着冷战思维；中国强大了，他们感觉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于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第二个是利益的矛盾。目前以经济摩擦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这种矛盾，比如，日本跟美国的贸易摩擦在上世纪70年代很严重，最后美国逼迫日元升值，日本衰退了10年，这也是原因之一。威胁有两种，在贸易上，你的商品物美价廉，这种“威胁”不是意识形态的，是另一种冲突。
新京报：在我国，新闻报道一般以正面报道为主，在西方一般以负面报道为主，你怎么看这两者？
赵启正：西方的媒体有时攻击政府，有时攻击政治要人，这是由他们的政治斗争所决定的。表面上似是公道、似是自由，实际上是控股者和广告主控制或影响他们。由于控股者和广告主的利益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出来。他们的报纸之间观点时有对立，时有攻击，看起来好像很热闹，实际是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不会出现西方那种相互攻击的现象。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我经常感到，要坚持客观报道，总会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启正：社会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它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各种传统。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太明白今天是多么进步了，而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未必能体会这么深。能读报的是从十三四岁到八九十岁的人，大家的经历、习惯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是年轻一代总要超过老一代吧。在这当中也有传统和改革之间的矛盾，需要时间来磨合，不能操之过急。要客观报道，记者首先要求自己有正确的立场和入木三分的观察力，并对社会效果负责。
新京报：我国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比以前快多了，这具有什么意义呢？
赵启正：新闻是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的，因此要讲究效果。也就是说，要尽量争取正面的效果，避免负面的效果。比如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以前的报道有时是滞后的，现在比较及时了。报道得好是对人民负责。比如哪里有禽流感，及时报道后，大家就可以预防，跟政府一致团结起来抗灾。如果不及时报道，大家就会盲目。所以好的新闻对社会会起推动作用，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社会进步的障碍。
4谈教学 我与学生可以优势互补
新京报：你为什么接受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的邀请？
赵启正：现在我到政协工作了，公务相对就减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书记和校长都一再要求我接手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我也觉得我应当这么做，我做了接近八年的对外新闻工作，可以说，对这项工作相当有体会了，特别是对外如何表达中国以及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要求也有了许多体会，据此，我也许能对新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赵启正：我觉得和青年们的接触可以相互帮助，让年轻人早点成熟，而我吸收年轻人新的营养。我原来讲过多次，如果一个三十岁的人有四十岁的智慧，那么他更容易成功。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就是青年与长者和智者多接触。我在与以色列副总理、以中关系促进会名誉主席西蒙·佩雷斯对话时说过，智慧需要丰富的知识基础，知识经过个人的努力也许能较快地积累起来，但智慧的成长需要丰富的阅历和自我磨练，这需要时间。当一个人具有足够的智慧时，他也具有了足够的年龄，最好是较年轻就具有较多的智慧。我这样说并不是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交流者自居。这几天秘书另有任务，我打字很慢，后来干脆我边说，女儿边打，我说多快，她打多快。她还边打字，边就遣词造句，甚至对构思提出意见，这就是优势互补。
新京报：具体到新闻学院的工作安排方面，你有哪些设想？
赵启正：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方面参与讨论，也要研究研究生的选题如何和社会需要相结合———我也可能要带几个研究生。另外，我还要介绍中国和世界上的重要人物去给他们做演说，和他们对话。用这个来补充他们由于在校内接触社会、接触国际不够的缺憾。现在有很多国内外人士愿意帮我这个忙，只是现在放假了，没法马上做。
5谈人生 我一直在转型
新京报：我觉得你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你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然后做了20多年的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之后又从政担任党务和行政职务，这种转变是非常巨大的，其主要原因在哪里？
赵启正：是生逢其时，是时代的召唤。我1958年上大学的时候，中苏关系已开始破裂。中国发展新的技术必须完全靠中国人。那时候中国留学生也去不了英美的大学，留学只有到苏联和东欧，往往与核技术密切有关的课程还不让中国留学生听。因此中国的几个重点大学增加了有关专业，还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这儿的老师多是中科院的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怀着激情去了这个大学，毕业就做核工程研究工作。以后到了上海航天部的一个军民两用的工厂，产品既有军用的，又有民用的。我第一批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又当了劳动模范。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科研、工程阅历的干部，所以我有机会担任了上海市工业委员会副书记，然后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之后是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这正是中国经济特区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国际地位增加了，正在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的时候，我又到新闻办，这样看来，这些工作岗位的变化不就是时代的召唤吗？所以我要感谢时代。
新京报：你喜欢这种转变吗？
赵启正：最初还是留恋专业。第一次转变的时候，我思想斗争很激烈，以后就顺应时代的潮流了。因为每次转变领域变化都很大，我只能干一行、学一行，学起来必须认真，像在大学当学生时一样。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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