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朱文轶

　　两种力量正在左右中国犬的命运。一种是规模庞大的宠物贩运者，据说每天光一个成都双流机场就会有超过100条各个品种的狗用这种最先进的运输方式运往全国各地，这些狗打“飞的”的费用按每公斤12元计算，一年也高达上千万元。高额贩运利润的基础是大量迅速、随意、低层次的杂交，这常常为人诟病，因为它严重破坏了许多中国犬一脉相承的血统。一些中国本土犬如今“踮着脚”也很难挤进世界最著名的纯种犬组织美国狗会（AKC）的注册目录，而它们在历史上往往都大有来头。

　　京城“玩家”马未都说，现在各个城市狗市里的狗甚至和古董一样良莠难分，“好狗不贵，坏狗不便宜”，他说他的朋友陪几个国外狗会组织成员在北京通县狗市作公务考察时，看见了一只“品种和纯度都难得一见”的狗，一问价格“才二三千块钱”，低得让人瞠目，“这样一只狗要是拿到欧洲市场至少值5万英镑”，而狗市中更多品质很差的狗售价却也在千元以上。马未都说，行家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判断狗的“优劣”，比如，用一瓶水倒在地上，让狗沿着水渍走步，如果后爪的爪印正好压住前爪爪印的三分之一，这只狗的纯度就基本上可以信赖。

　　相比之下，AKC的标准严格而正规。除了体态特征的明确指标，马未都说，名犬认定最重要的门槛是必须具有5代稳定血缘。“任何一种进入AKC目录的名犬都有极为稳定的性格”，他说，像斗牛犬，性格好斗，能和体格庞大的大型犬搏斗不显畏缩。拉布拉多犬社会化较差，但忍耐性高，一旦有惧怕的表现，表示它已经忍受了长时间的恐惧。博美犬性格有些神经质，可以看家，但有的会无来由咬人，甚至有很强的支配欲，与小孩及陌生人的社会化不好。“纯种犬意味着它们的性格3代不会发生任何变异。广东大沥犬也就是沙皮狗是典型的中国犬，短毛扎手、辣椒尾，和所有狗不一样，它的肛门紧贴着尾巴根，体态特征相当明显特别，但沙皮在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进入世界名犬之列，正是因为它性格中的某个特征在遗传上一直表现出了不稳定性。”

　　AKC是世界上三家登记最多纯种狗的组织之一，这样的组织声称他们的标准代表了“每一品种最理想的一面”。对于那些长时间里在人为支使下频繁配种和数次禁狗运动中逐渐被埋没的中国犬，这些组织成了影响它们未来命运的另一种力量。

　　韩晓冬精心提纯后的3代细犬因为标准差距被AKC拒之门外，但他仍然一心想让被挤出世界名犬之列的中国细犬重新恢复“左牵黄，右擎苍”那时的贵族荣光。

　　另一位叫罗学良的退休教师在贵州做着类似的事情。这个打猎爱好者曾在60年代参与了《中国动物志》的调查并带着贵州本土的猎犬下司犬进入原始森林，现在他退休后想重操旧业时发现很难再找到一条和当年一样称职的猎犬了。“首先现在下司犬的体型大为变小，原先一只下司犬的标准体重在20公斤以上，现在通常只有十来公斤。”罗学良说，它们也没有原先凶猛了，即便一些外表特征跟纯种犬接近的，猎性又不够。“原来下司犬是天生的猎手，没有犬带第一次出猎也能很快学会追踪捕捉技能，而且耐力出奇的好，一周不进食能奔跑100里地。我以前上班骑自行车，我那只3个月大的下司犬能跟着跑五六个钟头。现在的犬有很大一部分一点都不会打猎了。”罗学良刚刚完成1代下司犬的提纯，比韩晓 冬的细犬离标准更远。他说，城市找到纯种犬很困难，贵州山区大，要进山到少数民族的猎区去挑选，收购犬种已经花了他二三万元的资金，现在更繁琐的工作是要对1代犬进行跟踪调查。为了节省资金，罗学良最初的计划是把小狗低价卖给一些愿意接受跟踪调查的人，只要对方愿意接受他们的血统跟踪，并且由他们提供的种狗配种，但很快罗学良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几个买家承诺得很好，但很快就跟狗贩子们搅在一起。”他说，“我不是说不能商业开发，但现在根本还没达到一个稳定的品种，没到那个时候”，“他们总是太急功近利了”。

　　尽管养狗和城市有限空间的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但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养狗。向国际标准靠拢是中国犬未来进入一个利润惊人的世界主流犬商业系统的出路之一。而这个标准本身也并非为所有人赞同。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在他的《狗的家世》里对过分强调狗的血缘品种以哄抬价格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狗的演化，严格地说退化多于进化”。

　　科学家已经揭开了狼进化为犬的部分秘密，他们发现，狼的骨骼在人为操纵下发生最大的改变，不过和狗相比，连一根骨头都没少，在分子层次上，狼和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它们的DNA组成几乎完全相同。某些研究者认为，人类收养了幼狼，而攻击性较低、又擅于乞食的幼狼便在天择中占了优势。有些人则说，狗自己驯化了自己，因为它们适应了新的生态栖位——也就是人类的垃圾堆。较不会逃开人类的食腐犬科动物，便在这些栖位生存下来，其后代也愈来愈驯服。可以肯定的是，人利用了狼的乞讨特性，从一开始就介入了狗的演化。

　　马未都说，早期的犬科动物在适应了人类居住环境以后，发展出温顺的性情以及许多与基因有关的特质，包括可训练性、摇尾巴，以及多色的毛皮。由于不再需要扑杀大型猎物，狗的头骨与牙齿相对于全身的比例，变得比狼小。从肉食变成食用人类的残羹剩菜后，它们的脑部也变得较小，只需要较少的蛋白质与热量就可以成长并维持运作。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就是后来被人们视为“杂种狗”的动物——与中等大小、通常拥有金黄毛皮、在全球城镇边缘食腐为生的狗类似。以后，可能随着人类会选择并养育具有守卫、狩猎等能力的狗，最早品种的狗就在人类少量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环境也形塑了早期品种的狗。例如，在寒冷气候中，毛皮厚、体型大的狗较易生存繁衍。

　　中国史料里较早出现的犬也是以看家护院、宗教祭祀和围猎为主要用途的。淮南子·道应训》里说，周文王势力膨胀，商纣很是担心，于是就把他叫来囚禁起来，周文王的大臣为了营救周文王，就花重金搜罗天下奇珍。最后得到一只青犴，献给纣，纣就把文王给放了。汉人高诱说犴是胡地野犬。《埤雅》也说:犴，“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史记·赵世家》把胡犬与代马、昆山之玉并列为赵国的三宝，足见胡犬的名贵。《穆天子传》里提到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物品交换有“良犬”和“守犬”。这些外来的良犬，只有少量的狗用于食肉，《夷俗记·牧养》强调了猎犬在狩猎中的重要价值，“犬不甚大，而其性更灵，(牧)则藉以守，猎则藉以逐，有兽被矢而走者，犬逐之，不获不止”。早期西北胡犬的名气还在藏獒之上。

　　因为中原虽引进了藏犬饲养，但并没有成功。《金川琐记》曾记载了对藏犬不成功的喂养:“犬大者高至三尺，能缘墙走屋，形既狰狞，声噌吆如华钟，喜啖生肉饼饵，投之以咸食辄病癞不救，尤畏炎热。尝携一头至内地，夏日中渴死。”

　　獒犬再一次被引进中原是到了唐朝，大画家阎立本的画里就有过一只在7世纪时作为贡物送来的獒，很可能是吐蕃贡献的。美国学者谢弗在他的《唐代外来文明》里认为，在古代中国的所有家犬中，最常见的是尾巴在背部高高卷曲的师鼻“獒”，这种犬出自西藏狼的血统，而西藏狼还繁衍出了亚述、罗马莫洛西斯、圣伯纳德、纽芬兰的猎犬，即喇叭犬。尤其是它还培育出了中国的小型狗种系，例如哈巴狗。

　　唐朝的贡品中亦可看出哈巴狗的传入是与中西亚有关系的，在这些所纳贡品中有不同种类的名犬。而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完全成为贵族奢华生活的道具。其中最为著名的短狗是“拂林狗”。谢弗认为这种狗就是“罗马犬”，产生于7世纪初期，是由高昌王向唐朝贡献的礼物。谢弗说这种“面部尖尖、毛发茸茸”的小玩物曾经是希腊妓女和罗马贵妇珍爱的宠物。“这种品种的犬一直保留了下来，至今仍然有这类犬的白色的异种……我们还无法确定高昌贡献的这对小狗是否在中国留下了它们的后代，可是很可能就是在高昌贡献‘拂林狗’以后，与拂林狗类似的巴儿狗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补充着远东巴儿狗的种群。”

　　这是在皇室喜好主导下由人干预对犬育种的最早例证。不过马未都注意到在唐代一些仕女图里出现的“巴儿狗”还一律是“长吻”，“这是犬科动物的基本特征之一，凡是长吻狗智商仍然很高，说明那时的进化还没有被完全改良”。马说，和当时狗的外形比，现在的巴儿狗已经大相径庭了，外形大都是“短吻”。

　　人类在狗的物种进化领域扮演主导角色是从19世纪开始。19世纪晚期，品种改良之风盛行，加速了人择的过程。私人注册制度成为国际狗市支配性的体系，以确保优良品种的血统。罗学良说，英国在1873年成立了“犬只育种协会”，11年后美国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如今在美国狗会登记的犬种有150种以上，英国则接近200种。

　　“没有哪种物种和狗一样，拥有如此高度的多样性”，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动物学家Peter Savolainen的研究证实这五百年来的人为育种造成不同品种家犬体型和样貌千奇百怪的原因，而非不同的遗传起源。研究人员在对狗的DNA遗传密码进行分析试图进一步理解人类疾病的遗传因素时惊异地发现，仅仅在过去几百年中，不同种类的狗之间基因差异达到30%，远大于人类不同大陆上人种之间的差异。张亚平说，虽然所有的狗都属于一个物种，但不同品种的狗之间在外观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比如重量、尺寸、头的形状、皮毛、耳朵形状、行为和疾病等。在单一物种内的不同品种间存在如此多的微小差异在其他物种中不存在。事实上，世界上总共有超过400种狗，每一种都是一个独立的繁殖种群。“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们执著、系统地使狗进行同系繁殖获得自己想要的特征。狗的多样性大多来自某些影响狗在胎儿与幼犬时期发育时机的基因，这些基因可以大幅改变狗的最终外形。狗跟猫不同，幼犬的头不仅比成犬小，所占身体的比例也不同。以斗牛犬的头骨为例，它上半部的脸朝内塌陷，下颚则向外突出，这是鼻部较晚开始发育、而成长缓慢的结果:头骨的其他部位则配合着短鼻发育。相反，苏俄牧羊犬的吻部又长又细，因为它的鼻子很早就开始发育——还在子宫里就开始了。”

　　清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上记录了当年京师狗、哈巴狗和小狮狗三种宠物狗在市场奇货可居，西人争相购之的情形，“其价每头自银币七八百圆至银币四千圆”。他还讲述了其中最昂贵的京师狗人工培育的过程，“京师畜狗者于其初生后，人即以手日揉其面部使短，以指日按其鼻之中间使凹，以极浅之盆为饲之具。生二三月后，以人牙将其尾唆去一半，并抽去其筋，面即不复长矣”。

　　马未都认为这则史料虽然展示出了人为育种残酷的一面，却有以讹传讹之嫌。“如果照‘揉其面’、‘按其鼻’这样后天形成的是不会构成遗传基因的。京师狗的培育应该和绝大多数狗的提纯方法相似，它是利用西藏狮子狗的近亲繁殖培育而成。”马未都说，“所以，这种纯种的宫廷犬生下来就具有先天愚型的所有外形特征，比如两眼间的眼距较宽，牙齿稀疏，不善于咀嚼，但它的毛色极其匀称好看，因为独立生存能力更弱，对人的依赖性也就更大。”

　　动物研究者李康生说，选择性育种有个众所周知的致命之处，就是两只基因上十分相近的狗配在一起无疑会大大增加了有害的隐性基因显示的可能性。人类按照猎奇的需要培植，引发纯种狗的身体和情绪通常比混血儿差，大多数纯种狗都有一些先天性缺陷。比如，大丹犬有先天的心脏疾病，大麦町是先天性耳聋，贵宾犬有癫痫症遗传基因，杜宾犬会存在类似血友病的出血问题。像瘟疫一样折磨纯种狗的视力疾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和会造成眼盲的视网膜变性。“从1900年以后产生的狗品种，的确大多只是为了它们的长相不顾其身心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