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称，少数跨国公司人员在华行贿，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非法避税，少数跨国公司在华涉嫌垄断，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一些外企产品安全不达标。（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则为枳。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由其自身所决定，其中存在一个与东道国制度和文化进行博弈演化的复杂过程。任何环境中，跨国公司都不是活雷锋，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已任，有400%的利润，他们会冒一切道德和法律风险去追求，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并非出于责任自觉，只是理性经济人与制度环境博弈的产物。

　　有媒体曾做过跨国公司的行贿调查：许多跨国公司在本土做生意都很本份，但在中国就屡屡成为行贿主体。在本土本份，并非说明企业多么有道德，而是制度环境非常严格，行贿的道德和法律风险非常高，大家都习惯按规则办事；而到了中国后，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市场腐败成风，“贿赂润滑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给负责人送钱才能拿到订单或指标，制度约束的疲软，行贿并没有多大的法律风险。因此，学会行贿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竞争中的一个必修课程，甚至有跨国公司面对本国公众的道德指责时无奈地反问：不迎合又怎么生存？

　　不迎合又怎么生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反问，制度和文化环境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种道德批评的失语，我们根本没有底气对跨国企业在这方面提出什么道德要求，人家只是适应我们土壤上的潜规则，非要要他们“出污泥而不染”吗？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何种道德选择，决定这个选择的并非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提供的制度环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本土化的文化选择中，跨国公司并不掌握着主动，他们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要矫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失德行为，必须从反思国内的制度环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