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2月19日电（记者胥金章、徐壮志）16岁的仡佬族少年刘通坐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病床上，眼里充满了兴奋和渴望——纱布裹着的左耳用不了多久就能听见声音了。“我想早点回去上课。”2月17日手术后，刘通想早些以一个正常人的面貌出现在同学面前。

　　“感谢医院，感谢医生，他们为我的娃免费做手术，还免费让我们住在这里。”家境贫困的刘长波说。

　　刘通和他的父亲刘长波并不知道西南医院正在实施“人民医生”行动。

　　2005年12月12日，西南医院联合110家军地医院发出践行“人民医生”行动的倡议，号召医务人员行动起来，激发调动道德力量和科学精神，履行社会责任，推进医疗公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现医患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人民医生”行动的开展，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民医生”为人民

　　刘长波是卖掉家中的牛，并从窘困的亲友手中借了1000元钱后来到西南医院的——16岁的儿子刘通因左耳化脓丧失听力已经3年了，再也不能耽搁了。

　　从贵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洛龙镇洛龙村辗转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医院，得知手术费需要6000元左右时，刘长波彻底绝望了。

　　“护士长跟我说，医院有一个‘耳聪工程’，专门给耳朵有病的穷人免费手术。”提起手术的前后，刘长波深感遇到了“贵人”。

　　“事实上，今年的‘耳聪工程’还没有开始。”医院对外医疗办主任陈虹说，经过核实，他们认为刘长波的家庭确实非常困难，决定破例把他纳入工程。

　　“耳聪工程”是西南医院从2005年11月开始推出的一项公益性医疗活动。“按照病情和贫困状况进行筛选，我们从400多名报名的患者中选定了100人，在去年12月为他们做了免费手术。”西南医院五官科主任张学渊博士说，2006年，医院计划面向贵州地区推出“耳聪工程”，但还没有最后确定，刘通是个幸运儿。

　　刘长波这几天住在医院的“院前医疗救助中心”里。这个中心有100张床位，专门为前来就医的贫困患者提供入院前的免费食宿，住院病人的家属如果经济困难，也可以每天花5元至10元住在这里。

　　刘长波住的是一个将近20平方米的六人间，房间有独立卫生间，每天都更换被褥。这两天重庆小雨绵绵，房间里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工作人员要替他们打开空调，刘长波阻止说，手术没花钱，住在这里也没花钱，不好意思再用空调了。

　　这类利民行动在西南医院并非全部推行于倡导“人民医生”行动之后。过去7年间，每天间隔15分钟就有一班免费接送患者的“健康大巴”在重庆市穿梭；医院主动降低药品费用，每年仅药品一项让利在800万元以上；从2000年起，节假日门诊实行免挂号费，减免检查费15％，累计减免费用已在2500万元以上；建立扶贫助困基金，每年拿出50万元用于资助特困患者；每年第四季度开展为农民工优惠医疗活动……

　　“近几年，西南医院因患者无力支付的欠费已达2000多万元。”医院院长王登高说，除欠费外，加上免费或优惠服务，医院每年的公益投入超过1000万元。

　　西南医院是全国首批三甲医院，在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现有工作人员3200余名、床位2000余张，年门诊量突破110万人次，住院也达到了6万人次。

　　医患之间：寻找失去的信任

　　“对医院来说，公益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王登高说，医院倡导“人民医生”行动，更多是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位于22楼的肝胆科病房里，周火岛拿着厚厚的一叠清单，计算着自己的住院费用，每张清单上的每一项费用都清清楚楚。周火岛是肝癌患者，2个月前进行了肝切除手术。从清单看，自己预交的住院费用尚有余额，暂时还不用家里拿钱过来。自住院以来，每天都会有这样一张清单交到他手中。

　　在周火岛的床头，一张卡片还清楚地显示着他当日应当进行的检查、要用的药品以及时间，每一项都有护士签名。周火岛说，医院要为他用医保之外的或较贵的药时，也要提前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进行过统计，在西南医院所有医患纠纷中，80％是因为沟通不足引起的。”医院医教部主任郭继卫说：“医院实行‘一日清单’和清单式发票两三年了，医患纠纷特别是费用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少。”

　　“我们实行鼓励投诉的政策，在医院里设了大量意见箱和触摸屏，还开通了网上短信投诉平台，及时处理患者提出的投诉。”郭继卫说。

　　“‘人民医生’行动并非是一个口号，而是对以往医院所做的协调医患关系的举措进行整合和规范，进一步完善制度，使之更全面、更人性化。”医院政委陈征友介绍，过去的一年，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每个月都对全院45个病区的住院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涉及医疗、护理、手术、收费、病区管理、后勤服务等9个方面30个问题，每次调查发放的调查表都有四五百份。

　　结果显示，患者对于医院的住院综合满意率在95％以上。

　　“现在医疗费用每年的增幅大大超过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陈征友认为，推行“人民医生”行动，最主要是规范用药，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治疗费用。

　　在全面清理医师处方权的基础上，医院规定，由老专家和机关人员组成的医疗质量控制委员会每月审查医生的处方、医嘱、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建立高额费用监控机制，1500元以上的大处方每张都要经过审查。如果发现有人开单提成，会有从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

　　“我们不仅严格控制趋利医疗，还在努力控制过度医疗。”肝胆科主任董家鸿说，在有些医疗单位，一般病人一入院就是三四种抗生素大包围，保肝药最少也要用三四种。而我们规定，肝切除后，正常情况只用二代头疱（一种较低级别的抗生素）。

　　沉重的舞蹈

　　西南医院不允许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况。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政委高福锁说：“那是医者的道德底线。”

　　在烧伤科，一个只有7个月大的小女孩成了医护人员们关注的中心。“她母亲癫痫发作，把她扔到了火炉上，头部大面积烧伤，骨头都露出来了，她父亲把她送到医院，在我们抢救时走了。”烧伤科医生李晓鲁说，她甚至不知道小女孩的名字。

　　“肯定是家里穷。”李晓鲁说，7个月大的孩子，看起来像只有2个月大。

　　王登高表示，西南医院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教学医院，无论如何，医院无法做到见死不救。“如果这么做，不光自己良心有亏，还会教坏了学生们。”

　　西南医院有着全国“首批百姓放心医院”和“重庆市民看病首选医院”的称号。王登高觉得，医院名声越好，看病的人会越多，其中增长的收入，也许顶得上公益亏空。但这正是令很多医护人员最为难堪的地方。

　　“医生的本分应该是不管病人贫穷富裕，都应同等施以治疗。”张学渊博士异常激动地说：“事实却是你治的穷人越多，做的公益性活动越多，就会连奖金也发不起。”刚刚为刘通做完手术的张学渊认为，医护人员牺牲自己的劳动收入救治病人，只能救急，不能救穷。

　　阴正勤所领导的眼科则取得了残联的协助。2005年，眼科做了1800多例白内障手术，其中有六分之一只收取了1000元左右的手术费，而正常的手术费用一般都超过了3000元。

　　“我们与当地残联有协议，如果病人确实贫困，残联可提供补贴，我们只收取最低的手术费用。”阴正勤说：“这些患者几乎全部是贫困农民或生活无着落人员，多数还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我们只要10分钟，就可以挽救一个接近无法生存下去的家庭。”据阴正勤介绍，中国白内障患者超过400万人，每年能够接受手术的，只有100万人左右。

　　“最难过的，就是一个病人病情清楚，可以治疗，却因为缺钱而无法医治。”张学渊说，天天都碰到这样的事，给自己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前不久，他遇到一位早期鼻咽癌患者，“马上手术，会有很好的疗效。但他说要回去准备钱，至今也没来。”

　　张学渊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医院为患者邹小红争取到了下一次免费医疗的机会。35岁的邹小红来自重庆渝北区农村，患双耳胆脂病型中耳炎，离异后只身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因为双耳失聪，连保姆的工作也没有了。

　　“她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脓会流入大脑，引发颅内感染而危及生命。”张学渊一边为她做了手术的右耳进行复查，一边说：“中耳炎本是小病，但长期不治，就变成了大病。这都是因为穷，也因为地方的小医院医疗设施与技术水平不高。”

　　听力不好的邹小红茫然地冲着张学渊微笑着，浑然不知自己和女儿的命运已被从灾难的边缘拉了回来。

　　阴正勤、张学渊都不约而同地在参加这些或免费或优惠的活动同时，为西南地区的一些小医院的医生们举办了一些免费的培训。“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希望他们提高水平，能早点发现和治疗这些病。”两位科主任说。

　　开展“人民医生”行动，并不能解决比如药品和医疗器材价格的问题，比如贫困人员的医疗救助等等，但第三军医大学校长吴灿却坚定地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做起，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