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举行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总结和分析了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六个“病因”，并直言：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对公立医院在“以药养医”旗帜下逐利的现象的断然否定，也是对一度迷失的医改方向的有力匡正。这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呼喊多时的“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得到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热烈回应，医改将致力于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产品。

　　高强所说的六个“病因”，大多由逐利而起。“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说的是国家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太少，其比例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缘于一段时间以来，各级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GDP崇拜”，过分强调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势必影响GDP的增长率，因而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说的是投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原因是投入大城市、大医院，看病的费用高，“回报”自然高一些。这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产业化思路，却导致公立医院愈来愈远地背离了其本该具有的公益属性。这种思路发展到极端，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医院反哺政府”的现象。这两个“病因”可以归纳为一种广义的“逐利”心态。

　　“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起因在于政府投入不足。二十年前，政府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3.1％，到2001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7％。换一个角度看，1991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是23％，十年后下降到15％。政府投入不够维系医院开支怎么办？公立医院获得药品加价15％的权力，“以药养医”格局逐渐形成，进而发展到医院“以利为纲”的地步。

　　“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源自个人的逐利行为。一支头孢他啶出厂价30元/支，零售价78元/支，除去医药公司5%的加价和医院15%加价和，仍有24元的差价去哪儿了？在医药代表的运作下，医院的院长、药剂科、科室主任、医生、库管员甚至划价员都可以利益均沾。在丰厚的个人利益诱惑下，在“以药养医”的合法庇护下，逐渐滋生出一条集体腐败食物链，而处在最底端被吃的是病人。

　　要解开当前一团乱麻的卫生病状，就要消除这三种逐利心态。首先是政府应放下广义的“逐利”心态，大幅增加投入，合理配置投入，纾解公立医院的逐利心态，使之回归公益的轨道。而个人的逐利行为却不是增加政府投入就能解决的，如果监管手段跟不上，再多的投入也改变不了“食物链”健硕的胃口。监管的重点不妨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加强新药审批的监管，不要再闹“一年受理一万多种新药申请”的笑话了（2004年，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堵死旧药改头换面后涨价的路，“降价令”才能发挥作用。二是不能放任“一个医药代表腐蚀一座医院”了，医生不讲医德，怎能做好公益服务？

　　去年年中，高强曾在一次形势报告会上痛斥某些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并坦言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今年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高强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不许见死不救，同时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六个病因”已经是高强近来第三次就“看病贵、看病难”强力发言了。虽然诚如高强所言，解决问题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卫生主管部门改变现状的决心很大，分析病灶越来越准，我们也就有理由期待其药方更加对症，使群众看病真正方便实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