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印象中，典当行一般只抵押珠宝、房产等贵重物品，而在湖北省浠水县，一些典当行开展了面向政府工程款欠条的新业务———政府工程欠下了大量的工程款和民工工资，以财政困难为由十年未还。老百姓为生存只好将白条典当给当铺，典当铺以平均三成的低价敞开收购，一家小小的典当铺一年就能收购一百多万元的欠条。与“欠条进当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县领导近年来却不断更换新车，乘坐着超标的豪华轿车。（2月18日央视焦点访谈）

　　政府财政困难欠着一屁股的债，领导权力消费却一掷千金，再穷不能穷领导，再亏不能亏权力，这在中国“财政软约束”的县政语境中，已不算什么新闻———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应该在那个“欠条进当铺”，弱势的老百姓无力与强势的政府进行博弈，无力争取到白条上对应的足额权利，只得集体性地将白条廉价典当给当铺，无奈地接受大打折扣的权利。

　　1000元的白条，在当铺只能当到300元左右，这个廉价的兑换隐喻着一种普遍性的权利折扣：很多时候，基于权力对权利的挤压、法律执行的疲软、维权成本高昂等制度性原因，老百姓实现自身权利的能力是很差的，纸上100%的权利，最终到手也不过30%左右，权利实现大打折扣———30%这个数字，是现实中许多权利实现的折扣率。

　　显然，政府白条对应着的是农民工的权利，辛勤劳动后获得合同中承诺的工资的权利，政府拖账赖账，是政府权力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侵犯。老百姓愿意以30%的价格把自己的合法权利卖出去，包含着对自身权利实现的悲观预期：手持白条就这样等下去，领导换届后翻脸不认账，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手；依法把政府告上法庭的话，权大于法的现实下能否胜诉？即使胜诉了法院如何执行？即使执行了，自己拿到的钱是否够支付维权成本？相对这些问题，30%的权利折扣虽然廉价，但却是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典当铺所以会把价格压到30%甚至更低，也正是把准了农民工对自身权利实现的悲观。

　　从出台的既有法律法规看，老百姓似乎拥有许多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不可让渡的权利，每出台一部法律都会派发许多权利，从自由权到平等权，从教育权到知情权，这似乎是一个权利本位的社会，可实际上，由于许多制度性的原因，这些法规中耀眼的权利都是大打折扣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判决书挂牌交易的事件，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在街头无奈低价叫卖判决书，这就是法律执行难导致的权利折扣。

　　在“欠条进当铺”中，我们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权利折扣，而在日常现实中，权利折扣现象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存在着的。在这个权利得不到足够保护的法律环境中，我们只能享受打了折扣的权利。

　　(北京媒体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