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澎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或“先破坏，后恢复”的做法正受到质疑和纠正。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仍是众说纷纭，近来又有了“生态优先”、“逆城市化”的呼声。关键还是在于如何使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生态化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世纪议程》。1994年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9年国务院审批通过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建设现代化的生态城市已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思维和方法提出了挑战。

　　问题之一，究竟要发展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在前不久召开的“可持续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有美国专家认为小规模城市能比大规模城市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停止建设过分依赖石油的城市，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减少农村人口的流动。适当延缓城市化速度，可能会更好地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确，巨大的能源消耗；糟糕的交通；可怕的污染；拥挤不堪的建筑；成千上万的人将时间浪费在交通工具上；……为了避免中国的城市化走美国的老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集中关注的问题。城市转型，建设生态化的“阳光之城”提上了议事日程。

　　问题之二，是城市化带动生态化，还是生态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代价是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等。如果城市化不能走出资源掠夺的恶性循环，其所带来的任何所谓“繁荣”和“进步”都经不起推敲。有专家认为，中国不能走先城市化、再“逆城市化”之路，从现在起就应着手换个路径发展中国。根据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农业的设想，医药、保健、食品、旅游、观光、休闲，以及一切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产业，都是生态化产业的对象，都是第三次浪潮农业的对象。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不仅对中国农村经济是一场革命，还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场革命。

　　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善治

　　当前所面临的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主要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不当和政府规划管理不善引起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过分偏重于城市硬件建设和城市规模扩张。当中国城市化目标仅仅达到2050年规划目前的一半的时候，“城市病”却已经提前到来。这对我国城市的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城市化与生态化发展中的两种“善治”的工具。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在不用增加投入的情况下不断向外扩张，而制度创新则通过社会组织的演进和企业管理的改进，将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不断推向边界，使经济的潜力得以充分的发挥。

　　首先，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使每个企业都可以共享某些公共投入，包括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商业信息及新的技术革新等，从而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人口的适度集中，也可以降低工业和服务业的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投资收益，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其次，通过区划调整，促成城市的集约化发展。目前，中心城市由于郊区化，中心城市建成区越出市界向县（市）域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县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切块设市还是市管县，市、县两级之间都分别代表两个利益主体，市、县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自行建设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城市整体利益得不到重视，这在切块设市的跨界城市尤其突出。适当调整城市行政设置，扩大城区面积，减少管理层次，势在必行。东莞、苏州等市实施建设大城市的决策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高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足进步，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再次，转变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以城市生态学的兴起为标志，在规划和战略上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发展思路，可持续的、以生态思维为核心的城市化的全新机制正在建立。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突出作用。要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布局，大力发展低能耗、高效益、低污染的工业，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应当远离人口密集的居住区；要改进城市工业的生产工艺和管理体制，加强对污染物的回收利用，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要大力促进城市的绿化和美化，提高城市的植被覆盖率，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并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要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广大居民能够自觉地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