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俊毅 见习记者 曹刚

　　“今天给家里打了电话，孩子上学要钱，爸爸看病要钱。我们到上海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还没找到事做，我虽然干了几份活，可一个月没到，上哪拿工钱呢？买几个馒头勉强对付几天，明天先把剩下的100多元钱寄回去吧。”

　　深夜，在杨高南路一家网吧小值班室里，孙继红（化名）盘腿坐在钢丝床上，手中的笔在泛黄的练习簿上移动着。年初九，她和丈夫李林（化名）从安徽来上海找工作。

　　每年春节过后，都是进城务工的高峰，像孙继红夫妇一样，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打工者揣着“赚大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忐忑，涌进上海。他们天天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穿梭，寻觅属于自己的天空。辛劳、委屈、受骗……谋生的平凡日子里常常有坎坷。

　　翻开这本“夫妻寻工日记”，几句简单的话语背后，埋藏着许多艰辛与无奈。

　　走下火车就“失业” 衣食住行都烦恼

　　■日记摘抄一：2月7日

　　“今天，第一次到上海，孩子他爸的运气就不好。刚下火车，早先说定的工作泡汤，这下连最便宜的房租也付不起了。”

　　年初七，李林的表哥诸世进（化名）在老家过完年回沪。“表哥走了刚1天，我们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孙继红说：“我认识的一个废品收购站老板缺个搬运工，你们快来上海吧。”“好！”夫妻俩异口同声，不假思索。

　　第二天一早，他们坐上了来沪的火车。

　　一下火车，李林马上找到公用电话和表哥联系，听筒里传来的却是诸世进的道歉：“老板找到临时工了，你们自己找工作吧。”

　　夫妻俩的心情顿时跌到谷底。“本来打算用工钱租一个小房子安顿下来，结果只好先到表哥家挤一挤。”诸世进在浦东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与同在上海打工的儿子儿媳合住。原本就小的房间又“塞”进2个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出门找工作前，夫妻俩一般买4个包子，吃2个，带2个。小吃摊旁开了家“土家烧饼店”，香味四溢，他们从来不舍得花2元钱买一个尝尝。

　　一天连打四份工 夜间值班为省钱

　　■日记摘抄二：2月10日

　　“今天，我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值班的活，以后就可以睡在那里，不用麻烦表哥了，还能省不少钱呢！”

　　清晨5时至下午1时30分，清洁工；下午2时至4时，家政；下午5时至晚7时，家政；晚8时至第二天清晨4时，值班。

　　孙继红的床头贴着一张日程表，每天4份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的运气还不错，来上海2天就找到工作了。”小孙一边说，一边剪下四五张胶布，紧皱着眉头，倒吸口气，用力绷紧手上的裂口。“不过上海的开销太大了，干一份活除去吃穿用，剩不下几个钱。”

　　自从在杨高南路一幢写字楼干上清洁工，她一有空就往附近的职业介绍所跑，“我天天替他们倒水、扫地、擦桌子，有时还帮介绍所负责人接接孩子。人家看我勤快，介绍我去两户人家干保姆。”

　　“可是，我和丈夫住在表哥家，不但挤，而且离干活的地方太远了，每天来回车费就要七八块钱。”小孙说，她又东奔西跑，在一家网吧找到了“有地方睡睡觉的活”。

　　“说是能休息，可地上脏了要扫，烟缸满了要倒，客人肚子饿了要去买夜宵……”孙继红讲，在网吧干每月只有300元，晚上只能断断续续睡上二三个小时，“我又没啥手艺，能多省点、多赚点已经很好了。”

　　“阿姨，快打扫一下，再叫两碗面。”喊声传进小屋，孙继红拎起扫帚畚箕匆匆跑了出去。抬腕看表，已是凌晨1时34分。

　　自掏腰包买新鞋 上门服务先洗脚

　　■日记摘抄三：2月14日

　　“今天，我花20块钱买了双新鞋，东家嫌我脚臭。以后去干活前，一定要先回网吧洗脚换鞋。”

　　“每天做清洁、值班我就穿这个。”孙继红的床边躺着一双破旧的棉鞋，鞋面上都是泥，从破口子里钻出的棉絮早成了黑色。“到人家家里做保姆，我就得换这个。”说着，孙继红从床头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双新布鞋，笑嘻嘻地晃了两下，又赶快放回原处。

　　每天干完清洁工的活，孙继红就要去做保姆。第一家是打扫卫生、替两位老人接孙子；第二家是烧晚饭、做清洁。“坐车要花钱，反正才四五站路，走走算了。”活一干多，路一走多，难免要出脚汗。“第一次去人家家里，一换拖鞋，东家就皱起了眉头，小孩捏着鼻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临走时，东家还关照我把穿的拖鞋给洗了。”

　　小孙讲，“第二天，职介所的人就告诉我东家不满意。找到的工作可千万不能丢啊！我咬咬牙买了双布鞋，赶到人家家里求了半天，保证以后换鞋洗脚后再来，这才保住了饭碗啊！”后来，东家知道孙继红家里有3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父亲又瘫痪在床，生活不容易，就送了她几双袜子和几件衣服。

　　妻子工作连轴转 丈夫求职痴痴寻

　　■日记摘抄四：2月19日

　　“现在那么多外地人都跑到上海来打工，工作确实不好找。孩子他爸，你别急，肯定能找到的。我们已经6天没见面了，你过得好吗？我很想你。”

　　自从孙继红值夜班后，夫妻俩还没见过面。妻子在多份工作间连轴转，丈夫则在多次失败下痴痴寻。找到李林时，他正站在浦东某私人职业介绍所门口，面容憔悴。点燃一根“大前门”，他聊起了自己寻工的艰辛。“亲戚帮忙、找职业介绍所、老乡介绍，一般人能想到的这三步我都走过了，但都还没走通。”李林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表哥让我和他一起做废品生意，起初几天，都是他带着我到处转，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生意。”身为李林在上海唯一的亲人，尽管诸世进很想帮表弟，但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收废品没有保障，经常饱一天饿一天。

　　10天内，李林跑了近100家职业介绍所，真正报名的不超过5家。“大部分是私人办的。有些看起来实在太小，我怕被骗，不敢进去。”进去的也不敢随便报名，报名费动辄几十元。这次来上海，他一共只带了800元。“带的钱都快花光了，到现在为止没一家有回音。最贵的收了300元，说是介绍费，保证找到工作，一年之内一直帮我找，没提退款的事。听老乡说，去年只收200元。只要能找到好工作，我也不指望他们退钱。”

　　李林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没有技术，报酬相对丰厚的工作一般都要求有技术。他平时内向木讷，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压力不小、技术不会、沟通不擅，这三个不利因素使李林的寻工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