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一位负责人日前在“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提出，从西方舶来的“花园城市”规划理论与中国人口和土地的比例不能相配，建议各地调整规划指导思想，鼓励向空中发展。（《新京报》2月20日）

　　这位负责人发表这番见解是基于中国土地管理普遍存在规划指标、设计规范粗放用地的问题。如何集约使用土地，适应“人多地少”的国情，是当前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紧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已有必要对国内沿用已久的一些规划理论进行检讨。

　　所谓“花园城市”是从英文gardencity直译而来，国内规划界对此专译为“田园城市”。此概念为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E·霍华德提出，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

　　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出现的拥挤、污染、疫病流行等问题使“田园城市”理论应运而生，但这一学说在实践中并不顺畅，欧洲各地的试验多是袭“田园城市”之名，行“城郊居住区”之实。但它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来的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理论均承其衣钵，并对中国的城市形态产生巨大影响。

　　“田园城市”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时，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动员相合，即“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而在那时，这一理论正在西方引发激烈论争。当时，美国西部的一批高度“田园化”的新兴城市，如洛杉矶、菲尼克斯、图森等，已完全失去了城市的密度，“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扩张模式，使整个城市如同郊区，以致没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概念，中小商业纷纷败落，小汽车成为城市主宰。这样的城市因其在土地及能源上的高耗费而招致社会各界炮轰，主张城市紧凑发展的呼吁日益强烈。

　　“田园城市”理论未在中国制造出美国式横向蔓延的“郊区城市”，但这一理论的变种———上世纪20年代由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的“梦幻之城”，倒是在中国梦幻成真。它正是主张城市向空中发展，通过集中建设塔式高楼，将大片土地辟作花园绿地，以大马路、高架桥满足小汽车之需———这已是当下中国城市的“千城一面”，不折不扣的“空中花园”。

　　以汽车为尺度的“梦幻之城”正在制造垂直生长的“郊区城市”。塔式高楼之间是步行者的沙漠，大绿地、大马路、高架桥抽掉了城市的养分导致商业衰退，城市里面修“公路”刺激车辆增长，“交通垃圾”四处倾倒，“田园乌托邦”终被令人窒息的尾气湮没。

　　“梦幻之城”与“田园城市”均将密度视为城市问题的祸首，却制造了新的甚至是相同的、更为祸害的城市问题。痛定思痛之后，提高城市密度、发展公共交通、缩窄街道宽度、扶植中小商业、回归步行者，成为西方城市复兴的方向。

　　看来，如何防止粗放用地还需多费思量，事实上国内许多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已使规划限高似一纸空文，如此向空中发展正在供应越来越多非人性的“空中花园”，城市中被虚置的土地并未因房屋高度的增加而减少，其背后正是“梦幻之城”的吊诡。

　　说到底土地的善用与密度相关，像过去老北京低层高密度的胡同、四合院体系，在上世纪中叶未普遍出现大杂院之时，也创造了每平方公里容纳两万多人口的纪录，并处处有空儿不觉拥挤，既舒适又紧凑，这正是国际规划界惊叹之处，只是这样的价值很少被我们认识。

　　王军（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