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钟心

 
　　顾海良精彩语录：

　　“我估计在2010到2012年高等教育就将转变为买方市场，也就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具有更大的选择学校的权利，而高等学校到那时要为争取基本的生源跑市场，跑生源。”

　　“我有一个肯定的回答：大学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大的学校未必就是好的学校，规模小的学校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学校。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不能盲目求大，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在。”

　　“为了增加收入，一些高校纷纷扩招，但效率和效益决不是靠扩招能够换回来，招得越多，可能亏损得越多。”

　　“我们有一个误导，就是把学位和职称混淆起来，我们的领导，有的要吸引博士、博士后，开口就答应给他副教授，有的博士觉得不过瘾，开口就要教授。我们的制度也是这样，博士毕业两年可以评副教授。像武汉大学的教师，都是博士，来了两年都是副教授，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变成一个没有助教、没有讲师的高等教育。”

　　“几代人的努力难以使自己学校的学风完善和完备地确立起来，但是一个道德上、学风上败坏的教师，足以在一瞬间毁坏学校的学风。”

　　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在正在召开的全国第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以科学的发展观开怀纵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顾海良认为：“科学的发展观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对经济、对政治，对文化、对社会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新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而提出的我们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执政理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也是现在，乃至今后15年，一直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顾海良说：“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连续几年扩大招生之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关系中，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着力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顾海良告诉记者，他近年来，在武汉大学任党委书记，认真严肃地思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他说：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中国即将进入“十一五”计划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以下是记者就这方面的问题对顾海良的采访实录。

　　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科学确立高校今后15年的发展战略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对全面理解高校发展战略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今后15年”的问题，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个问题的？

　　顾海良：一年前，我在全国学位研究生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对今后15年我国学位研究生发展战略曾经作过两个评价。第一个评价是：今后15年是我国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今后15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那么对学位研究生教育来讲也同样是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第二个评价是：我认为今后15年是我国学位研究生教育全面的、协调的、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想这两个判断对于高等教育同样是适用的。

　　记者：为什么作出这样两个判断呢？

　　顾海良：我想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历史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只有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我们的发展战略才是科学的；反之，我们发展的战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科学的发展战略应该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主要准则。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高等教育到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中，实际上提出了四个文明建设问题，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是我们今后要达到的建设目标。在讲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主要讲的是教育问题，而且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作用。

　　记者：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四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您觉得今后15年高等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您是否可以为我们讲述得具体一些？

　　顾海良：我想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确立全面素质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所以，人的全面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将是我们今后15年的一个中心目标，在这个目标中也提出了高等教育怎样确立全面素质观的问题。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素质教育，现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对全面的素质教育已经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那就是，这种素质教育包括三方面的统一，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统一。所以，今后15年应该围绕着这种全面素质观来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央在2004年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文件，谈的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健康素质应该说在全面素质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当其达到严重程度的时候，造成的后果是生命的死亡。随着今后15年社会竞争的加剧，社会多样性、选择性的发展，更要求人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状态，所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健全的人格，将是我们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对于全面素质教育来讲，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和健康素质教育三者缺一不可。但是，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强调得比较多，而对于思想道德素质、健康素质，特别是健康素质中的心理素质，却关注得并不够。

　　第二个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我们原来讲的国民教育体系是有区别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讲，国民教育体系比较完备，或者说完成了国民教育的体系的构建。那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评价。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专门提出，今后15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这个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则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和功能相吻合的。所以，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除了我们通常所讲的这个空间结构——由国家的基础教育，初、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组成之外，还有这个结构的比例怎样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问题；此外，对高等教育来讲，还有一个对现代大学的功能作出新的理解的问题。

　　现在的高等教育实际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而服务社会的功能又由以前的间接功能变为直接功能。通过人的培养，由人服务于社会，这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但只是间接功能。还有一个直接功能就是高等学校现有的资源，知识、技术、科研成果，跳过这个培养人的中介直接和社会经济活动相联系，变成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的重要资源。这是高等教育现代发展出现的一个新功能。正是由于这个功能的发展才形成了现在大学的新的理念，才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齐全的功能：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根据这个新理念，我们才能思考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所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高等教育不只是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的单位，还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要素的来源，是社会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要素。我们要以此来构筑我们现代大学的新理念，形成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反过来，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人才的需求也将发生极大的变化，高校对人才输出的规格也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对高等教育同样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个要求就是要让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指无论在学习的年数上还是学习的成绩上，都应该比以往更高。我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学习的平均年数肯定要超过12年，以后有可能达到13或者14年。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我估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每年都要增长1到1.5个百分点。今年我们人均GDP可能是1200美元，这两年我们是一年增加100美元，按这个比例到2020年应该是2400到2500美元。到2020年，如果以2200美元计，毛入学率大约应该达到25%到30%之间。举一个例子：埃及的人均GDP最近几年每年下降,现在是1000美元左右，但是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30%。所以我们上升到22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毛入学率完全可以达到30%。我想我们高等教育今后将有比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人们对高等教育这个教育服务产品的要求，也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导致高等教育开始分层，高等教育以其质量、服务产品的种类，做出不同层次的分类。随着我们入学总人数的相对稳定，我估计那时候当年高中生的入学率要达到80%以上，随着这个数字的相对稳定，整个高等教育将由现在的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我估计在2010到2012年高等教育就将转变为买方市场，也就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具有更大的选择学校的权利，而高等学校到那时要为争取基本的生源跑市场，跑生源。高等教育特别是经过分层后的高等教育，必须思考自己学校的定位，思考教育服务产品的层次、种类、质量。到那时适合于生存的只有两类高等教育产品：一个是优质高等教育产品，一个是特殊高等教育产品。前者是指培养优秀人才，后者是指能够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种的，或者地方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那么，所有的高等学校，现在就应该树立培育优质高等教育产品及特殊高等教育产品的思想，也就是质量要提高，而且要办出特色来。

　　我2001年底到武汉大学工作，在宣布我上任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1600字的上任演说词，其中我说了两句话——武汉大学要建成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对武汉大学来讲，“只有是湖北的，才能是中国的”；“只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一所高等学校立足湖北，不能为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能为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你怎么能是中国一流的呢？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看到任何一所著名的高校，它的影响之大首先体现在本地影响之大，首先体现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为他们培养人才，为当地提供直接的服务。所以对武汉大学来讲，我们首先考虑，只有是湖北的，才能是中国的。那么换句话说，只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我们现在很多高校都在争做世界一流，什么叫世界一流？这个大家都说不清楚，因为世界上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你首先应该是中国一流；什么是中国一流？你就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提供人才支持，脱离这一点，不可能产生一个脱离本国国度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也不可能去建一个脱离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一流大学。

　　当然依次推理，学校的发展怎么定位？这是我们所讲的要求接受良好教育的含义所在。按我的思想，我不主张大家都去追逐这种高素质、高水平。我们是个穷国，高等教育也不是很发达，但是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却存在极大的浪费，这个浪费表现在我们人才的使用和人才的培养上的错位。我们高中生能干的活，不少却在由大学生干；本科生能干的活，不少却在由硕士生、博士生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由于我们高等教育培养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国家承担的，所以接受教育的人不知道是资源浪费。反过来，假如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是由自己承担，他就要考虑成本问题。而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80%的费用由国家负担，所以学习者无所谓。怎样寻求一个高等教育的定位，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们对享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即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终身教育涉及到教育的各个类型，但对终身教育来讲可能提出最严峻挑战的则是高等教育。因为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发展，回到高等学校再学习的人将会大幅度地增长，我把它称作是“后本科教育”，而不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学位研究生教育。所谓“后本科教育”就是他本来就有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当他重新回到学校学的不再是他本科时学的专业，而是其他专业，社会需要的专业，工作需要的专业，或者根本不是什么专业，而是交叉学科、前沿学科、新兴学科的知识，或者是一种非学历、非学位、非专业学科的教育。这与我们传统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和高校现在以学科、专业分类的这个体系将会出现很大的矛盾。所以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学习型社会的要求，适应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后本科教育同样要进行学历、学位的教育。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很明确的趋势，这种趋势，我在全国学位研究生教育战略发展会议上就提出了，当时在会上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大家看到和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反差很大，因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教育的发展，随着学习型社会先走一步，出现了一种硕士学位往本科阶段靠的趋势，而不是硕士学位往博士那儿靠的趋势。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硕博连读，把硕士往博士那儿靠，加强硕士和博士的紧密联系度，但是现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出现的是硕士阶段的培养往本科阶段靠，即所谓的“4+1”，“4+1.5”以及“4+8个月”获得硕士学位的这种教育体系。在欧洲，比如说在英国、爱尔兰，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4+8个月”获得硕士学位的情况，叫做职业型、专门型的硕士学位，所以硕士学位的非学术化、职业化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爱尔兰的软件产业相当发达，它的GDP的30%都是软件出口产业赚来的。其大学有四年进行计算机基本知识的教育，最后一年有四个月是在软件企业，八个月是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软件技术专门的教育，然后获得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和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表明他达到了高级软件制作师的标准。我们现在硕士学制定为三年，我看两年就差不多。武汉大学2004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改为两年，因为没必要搞三年，我们“4+3”实际上培养了七年，别人“4+1”跟你同等重要。硕士学位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过程，是前靠还是后趋？我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硕士、博士的招生比例是1：10，当时有人主张把我们的硕士培养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我正好就在学位办，我就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当时博士的数量太少，很多孩子把硕士作为终身学位。那么经过10年的发展，研究生的数量已经有了极大的增长，今后一个阶段，硕士和博士的比例还要回升到1：10。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今后15年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发展规划，学术性的学位和职业性、技术性的学位应该是1：2，所以我们要增大专业硕士学位，比如工程硕士学位、教育硕士学位等等。大家可能不难想象，美国的博士学位最多的是教育博士，工科的博士很少，他们认为工科博士培养少量的研究人员就行了，硕士则要大量培养，教育是培养人的行业，所以教育的层次、教育的学历学位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故教育要培养大量的博士。我们的教育是小门类，没什么大气候，博士点也不多，培养的人也不多。根据这样一种终生教育体系发展要求，后本科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各级各类学校将承担终生教育体系的哪一阶段的任务，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大家也面临着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格种类、年限、目标等等的变化，有一个大量的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层次应该下移，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培养职业性的、专业性的、非学术性的硕士研究生，更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应该是职业性的和非学术性的，学术性的硕士应该是博士生的准备阶段，而不是独立阶段，也就是沿用现在硕博连读的办法攻读博士学位。这是大学研究生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也是和我们终生教育体系相联系的问题。

　　这样四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学校制订今后五年发展战略的重要根据。我们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科学确立高校今后15年的发展战略。

　　二、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管理的关系，推进高校今后15年的协调发展

　　记者：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强调的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您已经为我们很好地讲述了全面理解高校的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在高校在实际发展中有哪些重要的关系是需要认真处理的？

　　顾海良：根据这几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把这一系列关系提炼出10个字：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管理。我想这10个字、5个方面，是我们高等教育发展中千头万绪的关系中的根本所在。我把它称作是理解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基本路径，作为理解未来高等教育的一个方法和思路，只有把这五个方面统一协调到它的最佳协调点，达到它的最佳均衡点，才能保证我们学校的协调发展。

　　记者：您提到规模的问题，这使我想起前几年中国出现的高校合并，几所大学联合起来，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新大学了，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这似乎在追求一个大的规模。一所好的大学是否就是规模越大越好？

　　顾海良：大家也都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学校的规模多大为好？我有一个肯定的回答：大学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大的学校未必就是好的学校，规模小的学校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学校。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不能盲目求大，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在。武汉大学从2000年8月四校合并以后，每年减少本科招生1000名，本科生在校总数由过去的50000人减到现在的47000人。新武汉大学由四个学校合并组成，其中3个还是“211”的学校，应该是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个强我想首先表现的不是人数多的强，以人数多来确定学校的强，我想这是一种违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

　　记者：那么，您认为作为一所优秀的大学，它的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它还有那些其他重要因素？我们如何理解这些键因素？

　　顾海良：学校优秀与否不以规模论，关键在于结构是否合理。衡量结构的合理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人才的需求。第二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第三是学校现有的实力。三者构成了结构的主要因素。规模应该服从于结构。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再逐步确定规模，根据规模来调整结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由现在的卖方市场转向未来的买方市场的时候，质量将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质量好，学校兴；质量差，学校亡。

　　办学应该讲效益。但现在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规模又很大，特别是很多省里的学校，是以教育经费的连续增长来配置高等教育的经费的。所以，一旦学生的数量超过高等教育配置的额度，人均教育经费就下降。人均教育经费下降后，就会导致办学质量问题。为了增加收入，一些高校纷纷扩招，但效率和效益决不是靠扩招能够换回来，招得越多，可能亏损得越多。怎么在招生规模和办学效益间找到最佳均衡点，是我们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经费问题是我们校长和书记关注的重大问题，这大概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曾经跟哈佛大学一个副校长交谈，他首先就很抱歉地说，我们校长不能见你，因为校长出去搞钱了。有次我们到牛津去，我们问校长，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最大的困难是没钱；第二困难是怎么样留住年轻人。我又问过北大一位校长，作为校长做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回答比较巧妙：一是搞钱，二是留住青年学者，三是把附中、附小办好一点。附中、附小是投入成本最低的留住青年人的办法。因为年轻人，博士念完了就28岁，28岁就要结婚，有孩子了，有孩子就要找一个好的附小、附中，青年教师就会在那儿待，这确实是一个成本很低的留住年轻人的办法。

　　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管理中，管理是把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糅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必须重管理，只有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才能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个方面调节到均衡点，促进整个学校的协调发展。

　　三、抓住“五学”，实现高校在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我在去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您的教育思想的题为《创新与跨越》的文章，您认为，要保证一所大学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必须抓住“五学”，即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否有一些新的见解？

　　顾海良：是的，我提出了一个“五学”的观点，即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假如说，前面讲的是相互协调，那么就其发展路线来讲，要做这样一些协调，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抓住这五个大的要素。

　　首先是学者。对于学校来讲，悠悠万事，学者为大、学者为先。没有学者就没有学校；没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者，就没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校。学者是学校最基本的资源，也是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的根本。尊重学者的劳动，尊重学者的创造，尊重学者的知识、人格、人品，将成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前提，而学者为人、为学的风范、崇高的师德和思想境界，就成为能否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对于高校来讲，应该以学者为大。

　　对于学者来讲，我特别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代表这个学校的整体形象。二是要形成某些学科的创新团队。三是要十分关注学者的师德师风建设，必须树立起教书育人的良好风气。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不因为万事以学者为大，就放松对学校学者、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放弃放松对教师师德师风的教育。今年是2005年，到今年为止，“文革”以前毕业留在高校工作的教师和领导都已经满60岁了，他们大多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大家都可以看到学校领导层的年轻化，教师队伍的年轻化，特别是教育教学骨干的年轻化，已经成为事实。45岁左右教师占据学校主要领导位置和教学、科研第一线。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教学水平和方法，他们的师德、师风和人格魄力，需要通过年复一年的教学实践获得。在年复一年的教学实践中，他们才能不断提炼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学风格、教学品质和品格。所以，教师的经历和阅历，是铸就一个好教师的重要条件。缺乏阅历和经历，要成为一个好教师确实是困难的。现在有些人一旦出了名，就开始大量的社会活动，把相当的精力放在社会活动上，教育教学的经历相当少。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误导，就是把学位和职称混淆起来，我们的领导，有的要吸引博士、博士后，开口就答应给他副教授，有的博士觉得不过瘾，开口就要教授。我们的制度也是这样，博士毕业两年可以评副教授。像武汉大学的教师，都是博士，来了两年都是副教授，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变成一个没有助教、没有讲师的高等教育。我不主张所谓教师的博士化，这个提法不符合教育规律。经过助教、讲师的磨练，再到副教授，这个副教授和经过两年、仅仅上过200堂课的副教授肯定是不一样的风格，水平也不一样，对什么是教师的理解也不一样。

　　第二就是学科。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学科是必然载体。学者的声望和影响总是以一定的学科为基础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集中体现在学校优势学科发展的水平和数量上，同样也体现在学科优势的发展势头上。学科优势作为学科发展的靓点，不仅是优势学科产生的前驱，而且也可能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形成的先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是学校发展的明智选择，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和条件。任何学校都是由学科组成的，任何学校也必须培育自己的优势学科，一个没有优势学科的学校不是一个好学校。

　　如何培育学校的优势学科，是一项战略性的问题。优势学科指的是学科整体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在优势学科建设中，我们也不要忘了学科优势的问题。那么，当我们优势学科达不到的时候，学校的决策人物，特别是教学科研的决策人物，必须敏感地发现自己学校哪些学科具有学科优势，从学科的某些方向找到突破口。对于优势学科和学科优势，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另外，学科是一个学校的基本框架。把学校看作一个建筑，学科就是这个建筑的支柱。对学科来讲，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加以确立和调整。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必须树立优势学科和学科优势的观念。

　　第三个是学术。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学术是重要标志。从现代高等教育的观念来看，学术成果在形式上除了包括通常认为的著作、论文外，也包括科研发明、技术成果、经济社会发展咨询报告等等。尊重学术就是尊重知识，就是尊重学者。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弘扬创新的学术风尚，形成科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机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学术的评价是衡量学科、学者水平的标准。关于学术，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统大学的功能上，认为只有论文和专著才是学术。论文和专著确实是学术，但实际上，学术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调研报告、咨询报告，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中解决重大问题的技术成果和专利成果等等，都应该是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学术成果的概念和现代大学的功能是相联系的。我们以前很注意教学和科研，所以专著和论文是教学和科研的成果，现在有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学术、学术成果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大，凡是服务于社会的成果和成效，都应该属于学术成果。要让我们更多的教师，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发挥聪明才智，来实现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功能。

　　第四个是学风。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学风是必要保证。有没有良好的学风，有没有历史积淀的富有特色的学风，是一个学校能否跻身名校——中国名校或世界名校之根本。学风是学者风范的写真，也是学科和学术水平的体现。这几年来，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更多的就是对学风某些失落的反应。其中，学者的学风，实在是社会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准绳。

　　一个学校的学风是这个学校的生命线。我们大家都知道，学校的学风是随学校的历史慢慢延伸开的，是随着这个学校的发展慢慢确立起来的。但是，有历史渊源的学校在创立之初就奠基了自己学风的核心内容，包括现在我们各个学校都有的校训。校训是一种办学的理念，也是学校的一种风格、品格，就是一种学风。这种学风会在学校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在发展中不断确立起来。所以，学校的声誉和学风有关，学校质量也和学风有关。为什么说学风会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线？我认为，几代人的努力难以使自己学校的学风完善和完备地确立起来，但是一个道德上、学风上败坏的教师，足以在一瞬间毁坏学校的学风。我在学校讲过，我作为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我担心出现三件事：一是学生的食堂的伙食。食堂管理不好造成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会危及到学生的健康。所以我经常到食堂去检查，特别关注食堂的卫生条件。我有一次到食堂去检查他们的菜盘子，他们知道我要去检查，就洗得比较干净，我拿纸巾正面一擦，干干净净。后来我把盘子拿起来往下面一摸，手上全是油。后来我就讲你怎么只洗正面不洗反面。他说反面用不上。反面是用不上，但是你的盘子是一个一个架起来的。说了以后，我又去了看了几次，反面也洗了。虽然不锈钢的盘子难洗一点，但必须负责任。二是武汉大学的古建筑。武大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的一些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珍宝。大家可以看到，好多都是中西合璧的。现存的把西方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学结合的最好的建筑，很多部分都存于武汉大学。比如，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的廊柱，就是结合了中西建筑学的成就。我曾陪联合国一位副秘书长去看，他看了非常赞叹，高度赞扬了这个建筑的中西合璧。对于古建筑，主要担心安全防火问题。三是怕教师在学术道德上出问题。出这样的问题足以毁坏百年老校的声誉，你再要弥补过来，是相当难的。校领导在学风问题上，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在学术道德上、学风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学生的问题。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学生是根本对象。高校的以人为本，在根本上就是以学生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教育的质量最根本的就体现在所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上。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生质量高低的基本方面。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不仅要授大学生以知识，育大学生之能力，更要成大学生以创新精神，立大学生之民族振兴情怀。

　　学生是培养的最终环节，对学生不仅要关心他把知识和技能学到手，还要关心他学的东西能用到什么程度。我们学校现在不仅关心学生的招生与培养，而且高度关心学生的就业。为此，我们从招生宣传，一直到学分的选修制等等方面都在考虑学生走向社会以后如何能取得更好的职业，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些改革就是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把学生作为学生工作的核心。

　　当然，也要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我觉得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就是要理解学生、尊重学生。你不理解大学生、不了解大学生、不能尊重大学生，那你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就根本做不好。我们每年开学时，和其他大学一样也开绿色通道。今年我们就把绿色通道搬走了，搬到离正常交费大概500米远的一个僻静地方。正常交费的在这儿交，走绿色通道的贫困生绕个弯到正常交费学生看不到的地方去申请贷款，诉说你的困难，老师耐心地听，然后决定你能不能缓交、免交等等。这样既解决他的困难，又很尊重他，至少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在困难时候的这种自尊心。我们有的学校在资助贫困生的时候，大张旗鼓贴出来，说学校捐赠多少钱给某某学生，这个学生就不一定能接受，这种关心达到的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有一个人要参加一个晚会，没合适的衣服，就找朋友借了一件很好的衣服，穿得也很体面，然后和这个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宴会。朋友们看了都赞不绝口，但是借衣服的人在旁边却讲，这衣服是我借给他的。出于好心借一套衣服给别人穿，别人会很高兴，但是你却这样讲话，别人不仅不会感谢你，可能当时就会把衣服脱了扔给你。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做好学生工作一定要理解学生、尊重学生，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好的效果。

　　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五位一体，构成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只是积学校一方力量所能实现的，还需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社会的真挚关心，实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不管怎样，实现以上“五学”要素的提高和加强优化配置，总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记者：谢谢您！最后，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顾海良：以人为本，用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理解高等教育，一定能对我们今后15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愿大家共同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把中国高等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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