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大唐专栏

　　“保护费”这个东西，应该说是黑社会犯罪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定期、定量、得到了被抢人认可的有规律的长期抢劫，取代的是不定期发生的、充斥了暴力和不确定后果的“原生态抢劫”。其好处在于省略了抢劫过程中的暴力部分，大大提高了被抢劫者的安全感，也降低了抢劫者的成本和风险，所以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双赢”的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保护费”本是黑社会的专有名词，我从来都没想到过它和冠冕堂皇的政府行政会扯上什么关系。不过，铁一般的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们想象力的极限。据《焦点访谈》日前报道，湖南省桃源县工商局今年征收的个体工商管理费和往年相比，数额莫名其妙地翻了几倍，甚至有的所还对工商户收起了所谓的“保护费”。工作人员介绍说，“保护费就是说，我一年之中，从你个体户当中收一定的资金，你这个个体工商户有了什么事情，我们工商人员就可以为你说话，为你撑腰。”并且在行政执法中还真尽到了“保护”的义务——“有违法行为，你交了500元或者1000元，你可以继续运营到当年的12月31日。”在这里，工商局成了“老大”，工作人员成了“小弟”，法治被弃如敝屣，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情景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

　　工商管理部门对工商户征收管理费，该收多少国家是有明文规定的，但在行政权力失控的情况下，竟然变成了数倍于此的“保护费”，不能不令人扼腕。所谓行政权力的“黑社会化”，意味着行政权力成为个人或部门牟利的工具，在谋取私利的过程中不惜动用国家权力、甚至暴力。“管理费”蜕变为“保护费”，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漏洞的存在，使得政府权力失控、甚至“黑社会化”在某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如果从体制这个角度来解读工商“保护费”的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去反思:

　　从客观上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日益枯竭是其潜在动因。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税收权力过分集中，就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少有自主税收的权力。地方财政面临窘境，往往诉诸公共权力的私用。桃源县工商局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基层单位下达了收费罚款的目标责任任务，并要求各基层单位把任务分解到组到段，直到每个工作人员身上，完不成收费罚款任务就扣发工资。2005年全局有80人被扣工资，其中最多的扣8020元，占全年收入的近一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该县真是缺钱，工商局的领导也真是急了，要不怎么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弟”开刀。

　　当然，这只是部分原因，再怎么说国家工作人员也不会穷到饿死，而且收入总归比其他阶层还高出很多，并不能用“逼良为黑”解释。而是正如政治学者一直指出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国行政乱收费、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发生，是某些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缺乏权力监督机制无疑是行政权力失控的外在原因。

　　此外，公民社会保护不力——包括司法保护、结社保护的极度不力——是行政权力“黑社会化”的直接诱因。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小商小贩、平头百姓的自我保护能力实在太弱。只有在多次被工商乱收费、被黑社会打砸抢，都无处说理的情况下，才会默认“保护费”的存在——毕竟这还是有规则的“打劫”，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是“双赢”的安排。交保护费的人绝不是贱骨头，但凡有点自我保护的本事和机制，绝不会走到向侵害者低头、与侵害者合作的道路上去。民众与“黑社会”合作实在是迫不得已。司法保护的不力、个体户协会等公民维权组织难以发挥作用，无形中都鼓励了行政权力肆无忌惮的扩张。

　　政府缺乏监督、贪欲不受制约，则权力的“黑社会化”就不可避免。这就如同教育小孩——你饿了他一天，妹妹手里却有块饼。他第一次胆战心惊地抢过来吃了，却意外地没受到惩罚，相反妹妹的哭诉却没人理会；第二次、第三次还是如此。等他明白恶行不需要付出代价、而老实却要饿肚子的时候；等他抢东西成为习惯的时候，你想让他不抢都不成。“黑社会”就是这样养成的吧。想来任何一个正常的父母都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小孩，但我们有些行政部门却确确实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法的，他们既是违法者，也是体制漏洞的受害者。我们在警惕政府权力“黑社会化”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其背后的原因。

　　(作者系全球社区人文杂志《市民》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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